思路一采用的是部门分析——局部均衡分析法，而经济的宏观稳定、有效的运行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基础上的。局部均衡分析结果与一般均衡分析结果相统一的前提是：完全竞争市场、完全信息、资源调整在瞬间完成，等等。然而，现实中的资源调整是需要时间的，信息是不完全的，特别地，我国目前是一种市场不完全的转轨经济。换言之，思路一的最优决策原则是有问题的，正确的决策原则不是部门边际收益等于部门边际成本，而是各个经济部门的边际净收益相等或边际机会成本相等，即应遵循比较效率原则。

从“双缺口模型”的角度，认为政府的目标是使社会投资水平与社会储蓄水平的均衡。问题是，市场部门不愿进行投资和消费，表明市场部门认为这样做是不合算的，是没有效率的。从静态的角度看，尽管这时候政府部门进行投资能弥补供求缺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投资就一定是高效的(比市场效率高)和有效的(净收益为正)。换言之，政府投资弥补供求缺口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反而有可能是资源配置的劣化，即产生“挤出效应”。从动态的角度看，尽管政府配置资源本身没有资源配置效率，但如果它能改变市场主体对投资、消费的成本和收益的主观评价(预期)，增强信心，进而启动市场，即产生“挤入效应”，则是可行的，这就是凯恩斯极端意义的“在地上挖坑又填平”的理由，否则财政没有投资的必要。

思路二尽管能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平衡，但它既有可能产生“挤出效应”，也有可能产生“挤入效应”，其净效应取决于二者的权衡。避免“挤出效应”，扩大“挤入效应”的前提是：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很完善。这个前提条件在我国目前显然不具备。

因此，市场不投资并不必然意味着要扩大政府资源配置规模，政府可采取其它手段(如明晰产权、金融深化、构建有利于投资的税收制度等)以降低市场主体的边际成本或增加边际收益，稳定市场主体的预期，刺激市场投资;即便政府有介入资源配置的必要，也并不必然意味着要采用国债手段，还可能有更为高效的手段，例如减轻税、费负担等刺激手段。

思路三和思路四是运用管理学方法，立足于财务管理，从政府本身的负债能力出发，用研究企业财务的方法来研究政府财务。这两种思路是从政治和财务会计角度、财政风险控制角度来研究国债规模的，注重财政资金的流动性约束，强调财务收支平衡。其认为公债作为一种扩大预算收入的手段，依托国家信用，被政府运用来改变支付的时间流程，常以用国债负担率、偿债率、国债依存度等各种指标作为安全线。

但是，“马约”国债警戒线指标产生的背景是市场经济，政府、市场分工明确且相对稳定，而且是经验指标和事后的检验标准，或者说是政府财务运行状况指示器。其中，国债负担率是存量指标，指出在一定时期内，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缺口累积允许达到的限度;其余的是流量指标，指出在一个财政年度内，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的缺口允许达到的限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隐含的前提是：政府和市场的分工明确，财政收支制度完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体且功能强大，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国债仅能起补充作用，不是主要的。其重要意义在于：超出这个限度则意味着应通过调整财政收入和支出以压缩国债规模，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准确把握国债依存度和国债偿债率指标的经济学含义。我国政府与市场分工不明确，财政收支制度是不完善的，因此思路三的逻辑显然与上不符。正确的思路应该是通过转换政府职能、调整财政支出、调整非债务财政收入以控制国债规模。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合理国债规模别议，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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