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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8
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可以在某些方面扩大，但是只靠这个是弥补不了转型对财政收入造成的冲击的。必须得采取增值税之外的其他措施来解决，另外，增值税转型不能一步到位，要分步走。
《21世纪》：具体会采取什么样改革的步骤呢?
贾康：分步走可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若干行业先转型，甚至有人说是先选择西部的企业，但我认为这些做法在操作上不好处理。如果说选择西部的企业，那么许多东部的企业会把注册地转移到西部去，谋求税负的降低。如果按行业来，高科技企业该如何确认?一个企业中既包括传统的产业也包括高科技的成分，怎么认定它属于哪一边?所以比较好处理的办法是，按企业里面的项目来做分类，针对所有的企业，比如说允许它们在投资形成的设备方面做抵扣。那么在这一部分先转型，厂房部分可以以后再说。
这些都是在探讨的意见。我个人认为这种做法可操作性强一些。
《21世纪》：对于增值税的转型，有些说法是要向欧洲的税制模式靠拢，欧洲的增值税是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贾康：这种说法不是很准确，增值税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生产型、消费型还有收入型。我国现在采用的生产型;中间过渡的类型是收入型;最终的，也是最合理，最公平的是消费型，我们现在改革的方向就是从生产型的增值税逐渐过渡到消费型。
现在国际上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采用生产型的增值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消费型的。采用收入型增值税的国家也很少，收入型只能对折旧部分做税前抵扣。
《21世纪》：那么我国当初为什么采取生产型的增值税呢?
贾康：我国当时制定增值税的时候考虑两点因素，第一点是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当时中国出现投资过热的情况，为了控制投资规模，避免通货膨胀，所以采用了生产型的增值税。
再一个因素就是要保证财政收入，那时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国有企业除了交税，还要交各种费，而且大部分利润都上交。当时刚刚改革国有企业利润上交的模式，国有企业上交中央财政这一部分被砍掉。如果再实行完全消费型的增值税，国家财政承受不了。并且，当时国债发行比较困难，人民对国债的认识和现在不一样。因此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采用了过渡式、渐进式的改革，实行生产型的增值税。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渐进式的，因为要考虑改革的成本和社会的承受能力。
流转税比例过高如何扭转
《21世纪》：国外的税制中，所得税比例要远大于流转税，而国内流转税的比例要大一些，这次税改会改变这种状况吗?
贾康：我国所得税的比例是低一些。国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美国，它的联邦财政收入里，只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就要占到40%。另外还有一些和个人保障相关的税，它主要是靠所得税来形成税收支柱的。美国也有流转税，但流转税在联邦这一级，不是支柱的税种。州的一级，消费税可能高一些。地方一级主要靠财产税。我国目前流转税的比例比较大，这次税改不可能立刻改变这种状况。
《21世纪》：中国为什么形成流转税占很大比重的情况?
贾康：这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各种制约条件有关，流转税的征收很简便，只要有流转量就可以征收。所得税必须得说清楚收入来源、数量。这些收入必须有足够的监控机制才说得清。现在我们碰到的苦恼就是这个问题，除了工资以外，其他很多的收入，说不清楚。由于我国税收征管的水平也较低，流转税的征收相对较为容易，所以我国更多地征收流转税。
国外侧重于征收所得税。调节贫富差距，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主要还是靠所得税。
我们国家很多企业是亏损的，不管是实际亏损还是账面上的亏损，所以所得税的税基就非常小。因此只能更多地征收流转税，这是一种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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