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Harrod(1939)和Domar(1946)以凯恩斯收入决定理论的思想方法，把短期静态均衡推广应用到经济的长期动态过程来建立经济增长理论，在假定人口增长率不变，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采用生产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完全不可替代的Leon-tief生产函数的情况下，构建了一个动态经济增长模型，用以分析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经济增长实际上取决于外生给定的储蓄率，但由于采用资本一劳动固定比例的生产函数，均衡很难达到，得到的经济增长路径是不稳定的，被称为是“刀锋上的均衡增长”。Solow(1956)和Swan(1956)对Harrod和Domar模型的生产函数形式进行了修正，采用新古典形式的C-D生产函数，在资本和劳动可以平滑替代的基础上，研究了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虽然Solow-Swan模型对经济现实的模拟更进了一步，但结论与Harrod-Domar模型基本一致，对产生经济增长的机制的描述是相同的，即经济增长的源泉仍然来自于外生给定的储蓄率。为了使经济系统实现长期的人均增长，Solow又对原有模型进行了扩展，引入技术进步变量A，并允许技术持续进步，但是技术变量仍然是外生的，以固定比例g增长。沿着平衡增长路径，经济增长由外生给定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不变技术进步率来决定。Harrod-Doma模型和Solow-Swan模型为人们洞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分析工具，然而模型的一个明显缺陷是，长期增长完全由外生的因素所决定。Solow是第一个检验税收到底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人，但Solow的结论是税收政策并不能影响增长率;也就是说，虽然长期来说征税确实降低了产出水平，但不管税收政策如何对经济造成扭曲，都不会影响长期增长率。在Solow研究成果的基础上，Mankiw、Romer和WEil(1992)发现，在生产函数中考虑人力资本后So- low模型拟合得更好，但引入人力资本并未改变模型的基本结论。虽然没有改变经济外生增长的基本结论，但他们强调了技术进步的重要性，认为技术进步是导致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这种技术进步是外生的、机械化的。20世纪60年代，Cass(1965)和Koopmans(1965)把Ramsey的消费者最优化分析引入到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因而提供了对储蓄率的一种内生决定，但储蓄率的内生性也并没有消除长期人均增长率对外生技术进步的依赖。由于储蓄率是内生的，那么在模型中引入税收因素将改变储蓄的回报，从而影响到消费者储蓄和投资的决策，影响短期的经济增长。在Cass-Koopmans模型中引入资本所得税以后发现，征税使得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下降，储蓄率降低，稳态产出水平下降。但是当经济达到稳态之后，人均产出将不再发生变化，即当经济处于平衡增长路径时，经济增长率完全由技术进步决定，而与税率无关;也就是说，在短期内，税率的提高确实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但是在长期内，税收政策只有水平效应，却没有增长效应，税率的提高对平衡增长率没有任何影响。这一结果使得税收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作用是有限的，因而，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对税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税收的福利效应、税率变化的短期增长效应及其对稳态资本劳动比的影响。

由于这段时期的增长理论中所采用的生产函数是新古典的，因此被称为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这些模型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增长的机制是外生的，因此，这段时期的增长理论也被称为外生增长理论。正因为增长的机制是外生的，这种外生增长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经济增长的根本决定因素和机制，而且外生增长的机制使得政策因素游离于增长之外，政府不能通过采取政策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体现在税收上就是这段时期的税收思想主张税收中性原则，即税收制度的设计不能扭曲个人基于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选择。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在外生增长理论中税收并不能影响增长，直到内生增长理论的发展才为研究税收如何影响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行的分析工具。

(三)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中税收的作用

内生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得到了快速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模型有罗默的知识溢出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和贝克尔的分工与专业化模型。

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发展现状，人们采取逐一放松外生增长模型假设前提的方式，通过将储蓄率、技术进步率和人口增长率等重要外生变量逐步作为内生变量来考虑，从而克服了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关键性质，构造了新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内生于模型，长期增长是在模型之内而非被一些诸如未加解释的技术进步之类的外生增长变量所决定，这就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这些新的内生增长模型简明地模拟了增长的产生过程，并且通过对增长过程的模拟，描述了模型暗含的税收对个人决策的影响。内生增长模型提供了一个解释和理解历史数据的视角，并给出了未来政策变化的结果，这一点对于理解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非常重要，通过这些模型，我们可以理解和预测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实现内生增长，需要采取由经济中参与人的选择所决定的某种方式来克服边际产出递减。从现有文献来看共有四种方式可以实现，所有这些方式都通过不同的路径达到了同样的目的——经济持续增长。

最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是AK模型，假定资本是唯一的投入，规模报酬不变，产出由函数Y=AK给出。在AK模型中，长期增长率由正的固定的资本边际收益决定，那么对资本所得征税将直接降低资本的边际收益，因而征税会直接影响长期增长率。

第二种方式是引入人力资本，并假定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要素的增长同步。人力资本的存在会放松对于广义资本而言的报酬递减约束，从而在缺乏外生技术进步的情况下也能导致长期人均增长。模型中有两个投资过程：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如果从广义上把资本视为包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那么就可以克服要素边际报酬递减，使经济内在产生增长。这样的模型既可以是单部门的，也可以是两部门的。Barro、Mankiw和Sala-i-Martin(1992)构建了单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生产技术相同，生产函数均采用不变规模报酬的C-D形式。从更广义的角度讲，单部门模型就是AK模型的延伸，无论是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的增加都将提高产出和消费的增长率。在税收效应上结论与AK模型相同，即对物质资本所得和劳动所得征税都将直接降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从而直接降低了长期增长率。Uzawa(1965)和Lucas(1988)构建了两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生产技术不同，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不平衡程度。此时，税收不仅影响物质资本积累，还影响人力资本积累，并且对物质资本征税和对人力资本征税对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由征税所带来的税收扭曲，尤其是税收结构扭曲将持久影响经济增长率。

第三个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方法是企业的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发挥作用的机制就是“干中学”。Ro-met(1986)借用了Arrow(1962)的框架，在Arrow(1962)和Sheshinski(1967)的“观念”具有非竞争性和外部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干中学”模型，通过假设知识的创造是投资的一个副产品来消除掉报酬递减的趋势，实现经济的内生增长。模型一是假设“干中学”要靠每个企业的投资来获得，而且一个企业资本存量的增加会导致其知识存量同样增加;二是假设每个企业的知识都是公共品，知识一经发现就立刻外溢到整个经济范围内，从而使所有企业的生产效率都得到提高。与Solow的结论不同，Romer认为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对增长可以产生长期、持久的影响。

第四个选择是，可以假定产出依赖于劳动和其他要素的投入，在不摒弃任何其他传统的投入要素的情况下，技术以新的投入要素的形式进入生产函数(Romer，1987和1990;Barm，1990)，从而带来产出的增加。各种不同的政府活动在内生增长框架下可被视为一种其他投入要素，政府性活动的变化等价于对技术水平A的修正，从而等价于生产函数的移动，影响在朝向稳态的转移过程中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在这方面主要是以生产性公共品提供为切入点来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相应的政策空间，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引入使得经济在竞争企业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实现内生增长。在公共支出模型中，税收对增长率的影响是交错的，一方面税收会减少私人部门的税后边际产品并降低增长率，另一方面税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公共支出的供给，进而提高私人部门的生产效率和增长率，这与之前的各种模型的研究结果完全不同。在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税率的提高对增长没有任何影响。在人力资本模型中，即使税率对增长率产生影响，税率的提高一般只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而不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率。二、税种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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