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氏、保氏以及“大司徒”中所说的“联师儒”，牵涉到了《周礼》中唯一单独使用“儒”字的一段材料，见于天官之“大宰”职：以九两系邦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德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荣，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周礼·天官·大宰》）照九两的说法，“儒”与牧、长、吏、宗、生等一样，并不是一种特殊职官的名称，而是一种钱穆所谓的“流品”，类似职业类型。郑注云：“师，诸侯师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宗，继别为大宗，收族者。”牧、长、主、吏都是以其特权及管理身份使民得以接受统治。唯师与儒，是以道、以贤得到民众的信赖。孙诒让说：“此经之师儒，即大司徒本俗六之联师儒，皆通乎上下之辞。师则泛指四民之有德行材艺、足以教人者而言。上者国学、乡遂州党诸小学，以逮里巷家塾之师，固为师而兼儒；下者如宾妇之有女师，巫医农工亦皆有师。”又说“城则是泛指诵说诗书、通该术艺者而言”。（《周礼正义》，112页）战国时，儒只是诸家之一，与《周礼》所说的这种职业教化者不同，因此就“儒”之称来说，《周礼》应非撰造。

    从西周的国子教育传统来看，师氏所教的三德三行，一为早期儒家所主张。保氏所教六艺六仪，在孔子教学活动中有广泛体现。师氏教以德行，故以“贤”得民；保氏教以道艺，放以“道”得民（此处的道即是艺，郑贾注疏多次说明）。据此，前孔子时代的儒可能是对六艺六义有专门知识者，既用以教人，也可应人咨询、相助礼事。虽然，衣《周礼》及郑玄等注，“儒”即是保氏及对六艺六议有专门知识者，但在一个意义上说，师氏所职比保氏更有助于说明儒家思想在西周文教传统中的根据，而儒家思想的来源与基础，则由整个由西周国学的教育传统与乡政的教化传统可见一斑。这都显示出仅仅推原一个“儒”字的局限性。

余论

    《礼记·儒行》记孔子答哀公问德之行，孔颖达《礼记正义》称为“孔子说儒十七条”，胡适说儒篇所倚重创孔子自述“长居宋，冠章甫之冠”养皆出于此篇。在此篇中，孔子论述了所渭“儒者”的人格形态，包括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刚毅、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规为、交友、尊让等等。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儒者有不同形态和侧面，有的儒者以刚毅为特色，有的儒者以宽裕为特色，他力求一面论述儒者的德行、规范、人格，并在全篇的结尾对儒者的总本精神做了一个概括：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绌于富贵，不息君王，不累长上，不闭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说病。

    郑氏注：陨获，困迫失态之貌，充拙，欢喜关节之貌。由此可知，不陈获不充细两句，实即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之意。不息、不累、不阂，郑注为“言不为天子诸侯、卿、大夫、群吏所困迫而违道”，基义近于威武不能屈。孔子针对鲁哀公轻儒的倾向，以大丈夫精神说儒，而结之以“故曰儒”，表明孔子在他的时代所理解的儒者，已经不是仅仅懂得传统礼义和诵说诗书的知识人，而是上有特定人格与价值理想的儒，是体现着儒家思想的智识分子。

    《儒行》篇所载，是否全为孔子所述，也许有不能肯定的地方，但大体上应当有所根据。按照孔子所说，春秋末期世俗的用法中，确有以“儒”为贬义而妄相诟病的情况，而儒家则以大丈夫的君子儒自命，显示着德与儒家的根本分化。《论语》中的“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一般认为是儒字最早出现的文献，《礼记·儒行》对儒者德行的论述，合于《论语》所说的君子儒精神，与世俗所说的小人儒完全不同。孔子说儒的这种分疏，对我们的原儒工作也有重要的提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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