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关于知识产权的合理性。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从其社会动因来说，是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从制度构建来说，是法律革命与创新的产物。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思想家们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在经济学范畴里，从洛克、斯密到马克思都建立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学说”。虽然在他们的著述里，研究对象涉及的主要是物质生产与有形商品，但这一学说在论证知识产权的本源性与合理性方面却有着特别的理论魅力。而在法哲学领域里，“社会公意”理论与“财产人格”理论则为我们探讨知识产权制度的合理性展现了另外的视角。卢梭将财产权的依据归结为体现主权者(人民)意志的公意。法律是社会公意的记录，正义是财产权利的法则。从卢梭的“社会公意”理论，我们可以找到知识产权制度合理性的一种说法，即实现了权利垄断与知识公开的契约对价关系。按照西方国家一些学者的说法，知识产权制度产生的社会条件是：知识产权所有人将自己的作品、发明公布出来，使公众了解到其中的专门知识;而公众则承认知识产品的所有人在一定时期内享有其中的专门知识。这就是以国家面貌出现的社会与知识产品所有人之间签订的一项特殊契约。 只有这样，每个人才能享受到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安全。哲学家把经过协商最终达成的合意称为“社会契约”，因为它建立起社会生活的基本条款。 黑格尔的“财产人格”理论则与洛克的“劳动价值”理论相映成趣。这是因为，知识产权的合理性无论从“人格”方面还是“劳动”方面解说，在道德上都是可以接受的。在哲学基本范畴中，人格喻义为“自我”、“惟一的存在”。人格就是人的资格，人的资格应该是人的个体实践自己意志的资格。法律上的主体之所以为主体，是因为有人格，但说到底是因为有意志。从法哲学的理论意义上说，人格其实是意志的法律身分，其本质在于它是意志的存在资格。 黑格尔正是在这种“意志—人格”(人格就是意志的自由)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描述了他的财产观。黑格尔强调自由意志主要是通过私人财产所有权来表现的。“实现绝对自由是意志的任务……意志的任务需要好几个阶段才能完成……最初的阶段意志即以人格的形式出现……人格须在世上取得某种更为具体的存在形式……这个具体的形式通过物的使用而产生了”，“物的范畴中包括智力上的资源、学识和艺术技巧”，上述智力构思“一旦外化，便成为可在法律上占有的物”。 黑格尔的上述说法被认为是支持财产权(包括知识产权)存在的观点。在上述复杂的哲学语言中，黑格尔表达了一个简单的含义：财产权对个人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进而言之，在知识产品中分清“你的”和“我的”这一财产权，不仅是人格为了在世上作为意志自由的个人实体或特性而需作出的一种区分，而且也是个人为了在世界上生存而需要的一种制度形式。黑格尔的人格理论不仅是佐证精神所有权合理性的一种学说观点，而且对近代欧洲大陆知识产权制度的创立产生了直接的思想影响。

第三，关于知识产权法的公益性原则。“公共利益”这个概念源于罗马，用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的话说，即“人民的利益是最高的法律”。在知识产权制度中设定公共利益原则，并非否认知识财产的私权性，而是强调个人独占权利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对此，哲学家们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卢梭将正义理念寓含于他的财产观之中。在他看来，所有权的确立，在于构建财产受到尊重与保护的社会秩序，这是符合正义法则的;财产权制度是一种公平的约定，它对一切人都是共同的;为了保持财产权制度的天然的公正性，法律应以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为依归。黑格尔从精神生产与知识传播的角度阐述了他的知识产权理念。他认为，“独有于”我们的精神产物一经外化即可能为他人重制，这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件好事。因为通过占有外化的知识产品，可以产生更多的新的知识产品。知识产品生产的目的在于其为他人所认可，并成为他人学习的基础。在知识的社会传承过程中，“普遍认可的思想”被改造并被赋予新的个人形式。某一知识形式被不同时代的个人所利用、传播，会对其他人的利益有所增进。在人类知识的发展过程中，个人如何对其中的知识形式主张权利，黑格尔认为没有“普遍的确定性原则”。依经验而言，他主张在知识系统中划定法律界线，设定某种知识共有物(即“公共领域”)有利于保证他人或后代学习的需要。

应该指出，黑格尔强调促进科学、艺术发展的最好办法是防止科学家、艺术家的知识产品被窃取，但又同时主张应当重视作为共同体的知识共有物。可见，黑格尔的知识产权理念明显包含有公共利益的思想。扎霍斯在其著述中并未直接叙述知识产权法的公共利益原则，但他描述了在抽象物上设立知识产权的后果。他承认知识产权存在的合理性，但又担心在不完美社会中建立这种制度会导致不利的后果，即个人独占权利的增长，会在产生物的依赖关系的同时出现人的依赖关系;权利的范围如不加以限制，则有可能造成分配的不均衡。扎霍斯的警示，无疑隐含着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确立平衡精神与公益原则的主张。关于公共利益原则与法律制度的关系，当代美国法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有过更为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共同福利”这一术语是一个无处不用的概念工具，它是用来标明外部界限的，而在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绝不可以超越这一界限，以免全体国民遭受严重损害。他主张个人权利与社会福利之间应创设一种适当的平衡。个人权利的实现固然深深植根于人格的需要与倾向，但对权利进行某种限制同样正是公共利益的需要。 上述观点虽是就公益性原则与一般法律正义而言，但对于我们理解知识产权制度的价值目标与功能作用不无启迪意义。

注释：

[①]参见吴汉东：《科技、经济、法律协调机制中的知识产权法》，《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3][14] 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页，第30页，第39页，第51页，第30页，第31页，第32页，第49页，第60-70页，第44页，第43页，第42页，第43页。

[15][16][17][18][19][20][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4-55页，第55页，第57页，第72页，第72页，第68页。

[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50]参见[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45页，第203页，第45页，第59页，第50页，第75页，第76页，第76页，第76页，第76页，第76页，第77页，第78页，第51页。

[34][34][36][37][38][39][40][41][42][43][44][45][46][53][56]SeePeterDrahos，APhilosophyofIntellectualProperty，DartmouthPublishingCompanyLimited，1996，p.17，p.16，p.1，pp.16-17，pp.17-25，p.17，p.22，pp.32-33，p.5，p.5，pp.161-163，p.5，pp.75-82，pp.75-82.

[47]参见梅雪芹：《关于约翰?洛克“财产”概念的一点看法》，《世界历史》1994年第6期。

[48]参见曲三强：《传统财产理论与知识产权观念》，载中国高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编：《知识产权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49] 参见刘春田、刘波林：《著作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法律学习与研究》1987年第2期。

[51] 参见[苏联]E?A?鲍加特赫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专利法》，载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专利馆编：《国外专利法介绍》第1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52]参见[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2页。

[54]参见李锡鹤：《民法哲学论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55] 近代大陆法系国家将“人格价值观”作为其著作权立法的哲学基础，并建立了与英国“版权法”体系不同的“作者权”体系。参见[日]阿部浩二：《各国著作权法的异同及其原因》，朱根全译，《法学译丛》1992年第1期。

[57]参见[美]埃德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邓正来、姬敬武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96-297页。

总结：希望版权法论文：法哲学家对知识产权法的哲学解读一文能为大家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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