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您在法史学界多年，那么您使用的主要方法是什么?

李：我不太赞同先有观点再有方法。我觉得一切问题，结论只能在材料之后。资料要整合，这是很吃工夫的。然后才是思辨。如果资料整合不好，思辨就是空谈。一篇好文章，大致就是这两方面。资料整合得好，一看就知道，文章有条理。当年傅斯年说过，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题目很小，深入做下去，做出来的结论却可能很大。所以这几年，我的几个博士的论文都是“小题大做”。不过这样做起来，比较苦。第一，必须把相关的东西都找到;第二，思考起来比较难，对学术品格要求比较高。

“自由、开放、独立,学术环境必须自由。人的思想，不能自由思考，学术上做不出东西的。”

记：现在有人认为，中青年学者存在浮躁情绪，您怎么认为呢?

李：浮躁这个事情，可以说是1840年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心态的一个特点。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市场经济，纳入了经济因素，恐怕就更糟糕一点。现在不断的剽窃、找枪手，就是浮躁情绪。又要出名又不想努力，只好做这种事了。整个学术界都有这种事。

记：那么对于中青年学者，您认为是多发表成果好还是少发表成果好?

李：这个没有必要强求，有能力多发就多发，没有能力就少发。顺其自然。没有能力，硬要发表，那很没意思。现在制度也很糟糕，强求发表多少多少。写不出的话就不要勉强写。

记：您认为良好的学术环境，应该是怎样的状态?

李：自由、开放、独立,学术环境必须自由。人的思想，不能自由思考，学术上是做不出东西的。北大的风格就讲究自由、独立。什么问题都受限制的话，是思考不下去的。西方人说，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不是没有道理的。学术毕竟是学术，即使对政权有批评，那也是言论自由。他没有武装反抗，只是提出不同意见而已。我觉得独立自由是学术必不可少的。正因为这样，我不太喜欢参与集体项目。集体项目总是要受一些限制。

记：您能评价一下中国的法学研究状况吗?

李：比1978年当然要深入得多。如果说比1978年还要落后，这不是事实。和1978年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法学的发展，是不是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可能还是一个问号。我只能说恐怕还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炒作的多。不过总的来说，我觉得前景还是可以的。因为已经不存在禁锢时代了。

记：对法科学生的阅读书目、阅读方向，您能提一些意见吗?

李：我主张，不要只读法律的书。因为法律是规范社会的。社会实在太宽广了。只看法律条文，其他很少看，是不够的。而且从知识的角度看，最好是万流归一。很单纯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很好。单看几本书，我觉得没有必要。法律书太枯燥了。学法律的人，必须读一点杂书。杂书还是很有好处的。

另外，我还有一个观点。法史学不能成为一门显学，也不能成为一门哲学。成为显学，成为哲学，社会就不正常。如果成为显学，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批林批孔，那就不正常。解决现实问题，是社会最重要的。成为哲学，也不正常。法史学应该不断沉淀，有传承，给大家一般的知识教育。

记：最后，您能不能对现在的法科学子提一点希望、建议?

李：对学法史的学生，还是以刚才说的十五个字作为共勉。不过说实话，这十五个字，很难做到，是要花时间的。

总结：希望法史学论文：李贵连法史学的“十五字”箴言一文能为大家带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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