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为什么说他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是不健康的，为什么我要在贬义的意义上给他戴一顶“保守”的帽子?在要不要继承传统文化的问题上，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传统当中的东西只要它对我们今天有用，我们就保留它。张晋藩在文中也有这种认识，他说“当然，重塑(中华法系)也决不意味着简单再现，而是在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把中华法系几千年形成的、合理的法律精神和法律原则，与当代中国社会之间找出适当的切合点”，他也知道要使用修饰语“合理的”来限定继承传统的范围。但是他在论证“传统文化的复兴”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之间的关系时，提出的理由却是“一个民族的衰亡，首先是该民族文化的衰亡，亦即其文化特质的消失。”由于他这里所说的“民族文化”指的中国传统文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如果传统文化衰亡了，其特质消失了，那么中华民族也就要衰亡了。言下之意，中华民族要复兴就要保留这种特质。

这一说法显然不符合事实，因为从历史上看，一个民族走衰亡往往是因为受了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旧文化的束缚。中华帝国在近代之所以走向衰亡、危机重重，也是因为代表着中国文化特质的传统纲常伦理和法律制度在毒害他，因此想要中国再次强大起来就必须对它们进行改革，丢掉那种特质，重建另一种特质的新文化，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鲁迅曾引用朋友的话来批评“保存国粹”派，“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热风.三十五》)我想说，倘若有民族特质的传统文化阻碍我们进步，我们当然要抛弃它，而去培育崭新的民族文化。哪怕别人说我们中国今天己经西化了，已经失去传统中国文化的特质了，但洗心革面后有尊严的活着，总比躺在装满老古董的棺材里死去的要好。我很奇怪，为何张晋藩要拿“保留文化特质”这种盲目追求文化的民族特色的情结，来做最后的立论基础，这不是僵化的、生病了的文化保守思想又是什么?可以预见，这种思想引导下的“重塑中华法系”最终将只会是保守了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从而阻碍中华民族更进一步的强大。

三、一块可怜的招牌

张晋藩的那种文化保守情结，并非今天才有的新事物，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未去掉的一种心病。因为这一心病，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法律史学界就出现了“建设中国本位的新法系”、“中华法系与民族之复兴”的口号。七十年后的今天，“重塑中华法系”的口号又再次响起。“中华法系”一词成了中国法史学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个常用招牌。

我们知道，最早提出“中华法系”概念的人是穗积陈重，他所说的中华法系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法律制度，而不包括清末法律变革至今逐步走向完善的中国现代法律制度。中国的法史学者们，首先也都是在“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意义上使用“中华法系”一词的。这样，在他们看来，中华法系在近代已经走向全面瓦解，现实当中它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可是，由于中国读书人那根深蒂固的“续统”观念的作祟，“中华法系”一词一再被有意扩大外延，试图包揽古今所有的中国法律，一次又一次地充当“续统”的招牌。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三十年代和近年出现的现象。但是不管唱着“复兴中华法系”高调的人如何辩护，说“中华法系”没有消亡，它还活着，都没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和共鸣。这是因为，中华法系已经死去是铁的事实，而他们的辩护又常常自相矛盾。张晋藩这篇文章为了使用“中华法系”这个招牌所作的辩护，同样是自相矛盾的。

他在文中说，

“到了近代，由于国情条件的巨大变化，中华法系受到异域文化的强烈冲击，逐渐解体。中华法系中固有的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宗法关系等成份，由于失去了她所依附的载体而退出历史舞台。但就中华法系的总体而言，她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不仅仅属于封建社会的法文化现象，实际上并没有消亡，只是处于艰难的蜕变、转型、更新、与重塑的特定阶段。因此，不能简单地把中华法系理解为只是个历史现象，或者是失去生命力的僵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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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他这里对“中华法系没有消亡”的辩护是多么可笑，他一面承认“中华法系逐渐解体”，另一面又说中华法系“总体而言”没消亡，世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逻辑吗?他为了保留中华法系这个招牌，便强行扩大中华法系的外延，称它“总体而言”，“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而不仅仅属于封建社会的法文化现象”。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总体而言”?凭什么说“中华法系凝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难道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也包括进去了?至于说什么已经解体的中华法系，“处于艰难的蜕变、转型、更新、与重塑的特定阶段”更是让人不知所云之语。

从这段话来看，张晋藩之所以这么处心积虑，最终都是为了“证明”中华法系没有失去生命力，并非僵化的概念，还可以用来做招牌。他想以此为“重塑中华法系”这一口号寻找依据。但已然解体的“中华法系”显然承受不了张晋藩命题之重，因此我们只能说，“中华法系”是一块可怜的招牌。他的“重塑中华法系”在学界得不到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四、一种虚幻的民族主义情绪

当我发现张晋藩的“重塑中华法系”主张的根基处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情结之后，我又禁不住要想另一个问题：他这一主张所仰仗的“民族复兴”价值目标，与他所追求的“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这一实际目标，它们之间是否有着共通之处?

当我读到张晋藩关于其“重塑中华法系”事业之背景的陈述时，我确信找到了答案。这两种目标有着共通之处，它们的背后都是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张晋藩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中这样说道，

“中国近代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榨下，国力孱弱，民族危难，严峻的形势使民间革命和官方改革平行发展，但所追求的大都是西方式的，而不是中国化的。……经过百年法制改革的艰苦实践，中国已经具备了了参酌外国法律的同时走自己改革创新之路的条件。因此，21世纪应该是中华法系重塑的时期。”

原来张晋藩是不满于近代中国法律改革的西方化模式，耿耿于怀于改革未能走自主的中国化模式。在他心里一直憋了一口气，他觉得中国近代走西化的法制改革道路是被逼的，这是一件很丢中华民族的脸的事情。因此，在“时机成熟”的今天，就要提倡“重塑中华法系”，呼吁“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民族特质”，以免继续“西方化”而不能显得“中国化”。其实，近代全盘西方化的法制改革道路，何尝不是中国人的自主选择?之所以要全盘西化，也都是因为中国人觉得那样好才做的，这又何不可?我们对待改革，只需看这么做是否于中国有利，大可不必意气用事，定要去争个“中国化”的名目。张晋藩这番话表明，“重塑中华法系”不过是要争个“中国化”的虚名，这不是虚幻无用的民族主义情绪又是什么?

再回过头来看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价值目标。我们不禁要问张先生，法史学界有必要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口号吗?现在的中国不是已经复兴了吗?回顾近百年的中国史，中华民族在列强相逼的20世纪初生存了下来，后来又打退了日本的侵略，接着成立了新中国，香港、澳门主权的收回进一步标志着中国主权上的完全独立，这不正是一部民族复兴的历史吗?环顾今日世界，中国今天需要的并不是民族主义情绪，而是务实求进的稳健发展之路。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只会分散我们的向前看的注意力，浪费我们来之不易的、稳定的、埋头发展的机会。政治如斯，学术界亦是如此。张晋藩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口号，来给另一个口号“重塑中华法系”拔高意义，依赖的就是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成熟有如张晋藩先生的学人来说，这是不应该的。晚清以来的文化自卑情结当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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