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清代律法对违反度量衡制度者要被追究何种法律责任所作的规定，则更为全面：

私造斛斗秤尺律文

凡私造斛斗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将官降斛斗秤尺作弊增减者，杖六十。工匠同罪。○若官降不如法者，(官吏、工匠)杖六十。提调官失于较勘者，减(原置官吏、工匠罪)一等。知情与同罪。○其在市行使斛斗秤尺虽平而不经官司较勘印烙者，(即系私造，)笞四十。○若仓库官吏私自增减官降斛斗秤尺收支官物而不平(纳以所增，出以所减)者，杖一百，以所增减物计赃，重(于杖一百)者坐赃论。因而得(所增减之)物入己者，以监守自盗论。(并赃不分首从，查律科断。)1 工匠杖八十。监临官知而不举者，与犯人同罪。失觉察者，减三等，罪止杖一百。[14]

其基本内容一如明律“私造斛斗秤尺”条。吴承洛对雍正十一年规定及清律有详细解读：

一、各省布政使将钱粮解部时，库官应以库存法马较准轻重，如果与报告之数目相符，方可兑收，否则该省解官，即须听候参办。

二、收支钱粮之官吏，倘将自己保管之部颁权度私自改铸，应受笞刑一百，其因行使私铸权量而得利益者，按坐赃论罪，代铸之工匠亦应受笞刑八十，监督官吏若知情不举，与犯者同罪，但死罪减一等，若不知情仅失于觉察，由死罪减三等论罪，并受笞刑一百。

三、民间如有不遵法律私造或私用不合规则之度量衡，或在官府业经检查之度量衡上加贴补削者，应受笞刑六十，工匠同罪。

四、私用未经官府较勘烙印之度量衡，虽大小轻重与法定制度相等，亦受笞刑四十。

五、各衙门制造之度量衡，若不守法定形式，主任官吏与工匠应受笞刑七十，监督官吏不知情者同罪减一等，知情同罪。[15]

相关规定不可谓不严厉，考虑也堪称细致。这样严格的法制管理，体现了对度量衡器定期校验的要求，符合科学的度量衡管理所要求的法制性特征。

清末，政府曾试图将全国度量衡重新划一，与国际度量衡制度接轨。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改制，将户部改为度支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又命农工商部及度支部限六个月内会同订出程式及推行办法，次年(1908年)三月，两部会奏，拟定《划一度量衡制度》及《推行章程》。”[16]经光绪帝批准，即依照两部会奏进行，“先行制造度量衡原器及用器，以原器为划一全国度量衡之本，故向法国订制最精细之营造尺及库平两砝码各一具，以为正原器;再照原器大小式样，造成镍钢副原器二份，其一代正原器之用，其一归度支部保藏，以备随时考校之用;又照副原器大小式样，造成地方原器颁发各直省，为检定各种度量权衡之标准;并造各种检定器具，颁发各地方官署及各商会，为检查度量权衡之用。各直省之度量权衡，无论官用民用，悉以部颁原器为标准，并一律行使部厂所制之用器”[17]。

相关律令也体现出清政府划一度量衡制度的努力。光绪三十三年奉旨所编“大清新刑律分则草案”第十九章中，将“斛斗秤尺”改为“度量衡”，重新规定了“关于伪造度量衡罪”：

第二百四十五条 凡以行使或贩卖之宗旨而制 作违背定规之度量衡，或变更真正度量衡之定规者，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五百元以下罚金，知情而贩卖不平之度量衡者亦同。

第二百四十六条 凡业务上常用度量衡之人，知其不平而持有者，处五等有期徒刑，拘留，或一百元以下罚金。

其行使不平之度量衡而得利者，以欺诈取材论。

第二百四十七条 凡未受公署之委任或许可，以行使贩卖之宗旨而制作度量衡者， 倘未违背定规，处三十元以上罚金。

若贩卖者，处卖价二倍以下、卖价以上罚金，其二倍之数，未达五十元时处五十元以下、卖价以上罚金。

第二百四十八条 第二百四十五条之未遂罪，罚之。

第二百四十九条 犯第二百四十五条之罪者，得褫夺公权全部或一部。[18]

与上述“私造斛斗秤尺律文”不同之处在于，依据不同的违法行为，处以相应有期徒刑，笞刑一律取消。并且，考虑到违法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的轻重不同，酌增数额不等的罚金。继而规定了违法官吏将会被褫夺全部或部分公权。可见，这一新刑律草案中的度量衡法规，减免了身体惩处，新增了经济处罚，加大了官吏职务犯罪的惩罚力度。同时，以“伪造度量衡罪”取代“私造斛斗秤尺”律文，“在罪名的确定上，放弃了旧律中传统的名称和概念，而代之以近代刑法新名称、新概念”，[19]即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颇具西洋律法的时代气息。

至于相关律令的执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所立《常熟昭文二县严禁米业行户擅用无烙之斛碑》，即提供了触犯上述法条时江南地方官府所作的批示：

……窃司年向在治下南门外及毗连昭境之东门外附廓各图，开设六陈米行，历有年所。行中所用米斛，出入公平，尤极慎重。囊时倡建公所，经前司董禀请前粮道宪颁发主斛。每届新谷登场之先，由公新轮派司年，禀请前常宪给示，并遍发传单，齐至本公所较见。如有铁皮宽松、板性蹊跷者，添换引木，较准后加盖烙印，编贴号单，从昭慎重，听凭查核。历届遵办在案，法良意美，商望素孚。

无如近有不知自爱之行户，往往以春熟登场之际，擅用无烙之斛，或将引木大小互调，或私自撬去。如此弊端恶习，何足以示大公而昭诚信。业于光绪二十七年由前司年钱裕和等禀请昭宪，出示严禁在案，此风已息。

现在日久玩生，仍有故智复萌等事。此等弊窦，实属查不胜查。……为此示，仰两邑米牙行户及地保人等知悉：尔等须知该司年等采仿上海章程，改换定胜，编定字号，加盖烙印，粘贴号单，系为整顿行规，以示大公而昭诚信起见。自示之后，如有不肖牙户，仍敢作弊，擅用无烙之斛，或将引木大小互调，一经查实，许该司年等指名禀县，以凭提案严办，决不宽贷。地保徇庇，察出并惩。各宜凛遵毋违。[20]

各米行开立之初，尚能遵法守纪，米斛既经较勘，又经烙印，编贴号单，而凭查核;此后不久，就有违法行径出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即已查办一次;至光绪二十九年，弊端又生，苏州府常熟、昭文两县正堂，饬令改换新斛、烙印贴单，以整顿行规，若有牙户胆敢作弊，或用未经印署的米斛，或调换米斛取平之引木，连同徇私包庇的地保，都将按律严办;两县给示之余并勒石遵守，以示郑重。

无论清初还是清末，对违反度量衡相关律令者应受何种处罚，清律各有具体要求，其中暗含的指导思想，正如《大清会典》所归纳：“凡官司所掌，营造官物，收支粮赋货赋，下逮市廛里巷，商民日用，度量权衡皆如式较定，有违制私造、增减成宪者，皆论如律。”[21]即不管官私商民，不论何种经济活动，所用度量衡器都要按标准进行校定，违反者要受到法律的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