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法难以在中国传统法文化中寻找到发展的土壤(注：李昌麒、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法学研究》1999年第3期，第91页。)，诚然，若无外来文明的冲击，我国的传统农业社会无法演绎出现代意义的经济法，但是，“研究历史只是借助本土资源的一种方式，但本土资源并非只存在于历史之中。”(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因此，我们应探究经济法的本土资源到底是什么?中国经济法的本土资源异常丰富和复杂，但我们至少可析离出几种本土性要素，这些本土性要素正是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之中。在中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这些本土性要素必然有其自身的转变规律，也必然要求在经济法发展过程中折射出它们转型轨迹。

地位特殊的政府。中国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政府几乎掌握着全部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是社会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首要组织者。无论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还是目前的市场经济的转轨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自上而下进行的，政府被视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府的经济权力缺少限制与约束。而现代国家理论向我们昭示：政府对经济的调节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失灵现象。中国政府对于经济的事无巨细的管制，使市场主体难以拥有独立地位和形成独立意志，市场机制也无从产生。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政府的权力触角应从微观领域全面撤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法发展应以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为起点。如果说西方经济法是为控制市场失灵，弥补民商法缺陷，而赋于国家一定经济管理权的“管理者管理之法”，那么中国经济法则应是为控制政府缺陷，限制政府滥用经济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之“管理管理者之法”。

薄弱的市场基础。中国提出建立市场经济目标至今不过20余年历史，市场的不完善，不健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计划经济体制的旧有痕迹难以消除。这种缺陷首先表现在微观基础不健全，我国的各类型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乡镇企业，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产权不明，权责不清的问题，历史包袱沉重，难以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因此，作为市场机制灵魂的竞争机制难于发挥作用。此外，由于行政垄断以及税收等方面的歧视政策的存在，导致市场主体得不到准确的市场价值信号，难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些市场的发育不良现象，在法律上体现为民商法难于发挥正常功能，而经济法所推崇的政府宏观调控也就缺乏作用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说西方经济法的产生是为市场失灵所修的一条“防护之堤”，那么中国经济法不仅要为市场经济“修堤”，还承担起“疏通水道”之责任，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法不应走一条“反民法”或“异民法”之路，而应为民法创造生存环境，与之相辅相成，共谋发展。

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从历史上“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传统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主义精神”，中国人的逐利欲望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压抑，而这种欲望一旦在市场经济条件释放，便得到空前的膨胀，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就表现为权钱交易泛滥，竞争行为失范，伪劣产品横流。在中国市场发育不足与失灵现象同时存在，这样，就需要一个强大的权威力量来控制这些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对于中国，这种力量只能来自拥有强大资源的政府，更何况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调控中枢，放任竞争只会导致恶性竞争。因此，中国不能象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充分信任市场竞争力量，政府只进行有限调控。因此，中国经济法对政府经济权力进行限制，并不意味着让政府成为一个“无为”的政府，而更应关注将政府经济权力纳入合理与科学的轨道，并保障政府经济权力的充分行使。

综上，中国经济法的本土资源发展有着丰富的本土资源，因此我们不应沉迷于对经济法理想状态的美好设计，移植西方经济法的理论与现实模型，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各异，并不存在可供拷贝的经济法样本，只有立足于本土资源，经济法的发展才能把握住社会前进的脉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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