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行政垄断严重，医疗和药品体制僵化，是导致医疗红包、回扣不断的体制原因。从表象上看，医院或者诊所已经变成一个独立的经营单位，无论医院是事业单位、企业法人，抑或是私营诊所，都是法经过卫生主管机关认证登记的，在法律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而存在。但是深入分析，医院和诊所都难以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反而变成一个公非公私非私的怪胎，从事着公益性的医疗服务。就公立医院而言，医院股东产权是国家，产权是公有，而国家却没有按照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进行改革，而将公立医院企业化，医院利润归国家，医院不得随意分配，医生沦为医院的奴隶，医院变成国家创收的工具，同时还面临国家的医疗和药品定价。产权公有而企业化经营，行政垄断医院医疗资源与民争利。就私立医院而言，虽然股东是私人，产权是私有，成为从事公益性医疗服务的企业，但面临国家行政垄断管理，药价和医疗价格由国家定价控制，产权私有而国家定价，私立国控。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医院都面临盈利的压力。医疗体制思路不清和改革不力无疑是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红包问题是标，体制问题是本，只治理红包和回扣问题，而不进行医疗体制改革，是治标不治本。

建国初期，医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全面追求公益，全心全意提高公众健康水平，我国政府对医疗事业统一规划，统一投入，建立健全了布局合理的城乡医疗服务体系，建立了集预防、保健和治疗三位一体的医疗服务网，医疗服务价格低廉，人民群众看得起病，看的好病，赤脚医生送医上门，医疗服务上门到位。后来，医疗体制改革越来越偏离医疗的公益性，越来越不公平，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市场化和商业化的不可取。昂贵的医疗服务只满足了富裕群体的医疗需求，无法解决穷人的医疗需求，甚至给一些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公立的医院是建立在国家资本的基础上，国家资本来自税收和财政，是全体民众的公共资本，拿全体国民共有的资源为少数人提供优质服务，是不公平的。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医疗技术是进步了，但医疗服务却越来越不公平，要在公平的原则指导下对医疗体制进行公有化和公益性改革，将医疗服务变成公益事业。计划经济时代，公费医疗几乎覆盖了全体城市居民，而农村合作医疗业覆盖了90%以上的农村居民。近几年的农村大病医疗保险制度的实践证明，推动医疗体制由商业化向公益性改革是受老百姓欢迎的得民心之正确之举。公立医院企业化改革是失败的，公立医院就应该提供公益性医疗服务，否则就是以公众之资本满足少数人之私欲，不是治病救人了，而是以公谋私了。医疗体制改革应该如白求恩同志所说：“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的苦难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　(二)分配制度原因和配套制度改革

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医院内部分配不公，是医疗红包的分配原因。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欠缺和分布失衡。我国的医疗资源存在城乡分布不合理，农村医疗资源缺乏，农村医院少，医疗设备少，药品品种不全且数量少，医生少，各科的医生都不全，有时一个医生看多种病，医生成全能医生。贫困地区和富裕地区的医疗资源配置不均，同在一个城市内，医疗资源尤其是优质医疗资源也分布不均，优质资源过于集中，病人为了获得较好的医生和医疗服务，就送红包给医生。医院内部收入分配不合理，一方面国家和医院将大部分医疗和卖药收入充公，同时分配上倾斜向技术较好的医生，名医收入高，普通医生收入低，名医本身就是患者和药商送红包回扣趋之若鹜，加剧了医院内部贫富差距，少数医生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心气浮躁，致富心理强烈，追求富豪生活，就开始不择手段收受红包和回扣。

配套进行分配制度、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借鉴建国初期的经验，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益性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分配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本身就具备转移支付和保障医疗费用的功能。贫富差距拉大就是医疗服务差距拉大，富人凭借财富享受优质的公立医疗服务，穷人付不清昂贵医疗费用享受不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医疗服务，就是说百姓出钱建立了公立医院却又要掏巨额医疗费而把自己治得倾家荡产。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的社会保障低，公务员和富商的社会保障给力，说明财政转移支付功能缺失，说明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合理，建立倾向于工人和农民的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当务之急，提高工人农民的收入和提高工人农民的养老医疗水平是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在医院内部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减少贫富差距，让广大医疗服务提供者收入合理，心态愉快为人民提供医疗服务。

(三)医疗道德与法律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