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逻辑休系的新探索，总体思路是“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同时此学说也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学体系框架的若干新思考。

中国经济学体系主要包括了以下内容：一是在基础性逻辑层次上，它决定中国经济学及其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和基本性质，并从抽象层次反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以及在继起的更高层次上涵盖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二是宏观层次，它涉及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主要环节及其宏观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三是在微观层次上，它涉及微观经济组织经济运行和调控机制等;四是侧重现象层次和具体层面，即具有综合化、政策化和宽泛化特征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理论，涉及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发展目标、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等。后三个层次的运行和发展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运动的具体反映，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相关的，并且在第四层次中，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得到最为具体的综合反映。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为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指导思想和分析工具。

一、马克思的第三个重大发现：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逻辑体系构筑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精髓是什么?它应该与该理论产生和加工的难度紧密相关。而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所获得的理论加工难题最大的成果，是基本确立狭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或范畴体系。所谓结构是经济范畴的运动形式或各个经济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它必须用从抽象到具体的复制理论结构的叙述方法，从总体上和诸范畴、诸理论内在联系中，逻辑地又真实地再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貌、内部结构和运动规律。这就是着名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六册结构及其《资本论》四卷结构。马克思十分珍惜这一成果：“在象我这样的着作中，细节上的缺点是难免的，但是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是德国科学的辉煌成就，这是单个的德国人完全可以承认的，因为这决不是他的功绩，而是全民族的功绩。”…恩格斯则把它上升到马克思第三个重大发现和理论贡献的高度。马克思的“逻辑方法”、“辨证方法”即“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尤其是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或学说，被恩格斯视之为马克思第三大发现和重大研究成果——“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而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则是它们在经济学领域的应用，也是“总体”方法论的具体化，或者说，这是“思想总体”再现“生产总体”和“具体总体”，主观辩证法或“概念辩证法”能动地反映客观辩证法，并从总的联系和内在矛盾中阐述概念辩证法或主观辩证法的运动的一门学问。

列宁赞成马克思这样一种说法，即作为“大写的逻辑”的《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并且，他在“辩证方法”一语下加了两条横线以示重要。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即“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正是从“破”中耸立起来的。其中包括对黑格尔的唯心逻辑学体系的批判和扬弃;对黑格尔学派的有机整体论和德国“新个人主义”(施蒂纳)有机整体论的批判和扬弃;对普鲁东空想社会主义逻辑体系的“结构陷阱”的批判;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尤其对斯密、李嘉图和穆勒体系的批评和扬弃。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义和教条主义两种趋向，强调指出，不能“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也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尽快地构建体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散见于马克思的着述、信函和手稿之中。185—1858年《政治经济学大纲》，尤其其《导论》篇及其篇末的“经济学提纲”(8条)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结晶。其主要的规定性如下所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