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押汇并非一项新兴的业务，国内商业银行开办进口押汇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但是，翻遍各种法律、法规、规章，我国目前还没有任何成文法律规定提及过进口押汇，即便是我国金融业务的主管机关——人民银行至今也没有制定过统一的押汇业务规章。我国银行对于信用证项下开证行代垫款代融资方式普遍称为进口押汇，究其原因，是因为国内所有商业银行几乎都沿袭了中国银行——原来我国唯一的外汇、外贸专业银行的标准称谓。因此，可以说进口押汇是彻头彻尾的“国货”。

从我国各商业银行关于进口押汇业务的操作流程可以看出，信托收据的签发和约定是整个业务的核心，是银行防范进口押汇风险的主要控制措施。因此，要分析进口押汇法律风险首先必须分析信托收据的法律性质及风险。

(二)信托收据是平衡押汇业务中银行与进口商利益的产物

1.信托收据的衡平特性。英国法学家梅特兰说：如果有人要问，英国人在法学领域取得的最伟大、最独特的成就是什么，那就是历经数百年发展起来的信托理念，我相信再没有比这更好的答案了。衡平法以“正义、良心和公正”为基本原则，以实现和体现自然正义为主要任务，在法律实践活动中，英美衡平法思想对克服法律刚性和僵化，揭示法律价值的互补，承认双方当事人之间互相妥协和互相协调，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信托收据制度处处体现着衡平法上的平衡原理。

2.银行与进口商矛盾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出路——信托收据。在信用证业务中，正常流程是开证行对外付款后，进口商应该支付货款赎回单据。但是在很多时候，进口商由于种种原因资金不足，无法先行偿还开证行的垫款，需要通过销售信用证项下货物才能归还银行垫款。而根据信用证操作的国际惯例，在信用证项下垫款没有结清之前，银行是不会将单据交付给进口商的。

对进口商来说，需要凭单据提货销售，然后归还银行授信;对银行来说，它没有足够的仓库存放货物进行实际占有，也没有适合的人手去处理货物，同时，又不愿意放弃对作为授信基础的货物的控制。为解决银行与进口商的矛盾，在我国《信托法》颁布之前，我国银行界就大胆地借鉴了西方的信托收据制度，以“信托”为基础构建进口押汇。由买方签署“信托收据”，以受托人(trustee)的身份代表银行处理货物，在收到货款后归还银行垫款，或者在远期信用证付款到期日前将款项付给银行。信托收据平衡了银行与进口商之间的利益，即“义务人通常依赖担保物的处置来产生用来偿还债权人的债款的收入。为了取得最好的价钱，担保物发放予义务人，由他在普通营业过程中出售”。对于作为受托人的进口商而言，一方面获得了资金的融通，另一方面又能够迅速处置货物清偿银行债务;对于作为委托人的银行而言，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作为其债权的担保，又不必为如何处置该标的物实现债权而操心。信托收据制度兼顾了委托人与受托人双方的利益，提高了社会资源的利用率。

(三)信托收据法律风险分析

从进口押汇中信托收据的产生及其法律性质来看，信托收据似乎是很好的风险控制工具，但这只是局部分析的结果。信托收据只是进口押汇整个链条中的一环——虽然是最重要的一环，从进口押汇的完整链条去剖析信托收据，就会发现它隐含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1.银行通过信托收据将质物返还给进口商导致保证人免责。我国开展进口押汇业务最早的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中对进口押汇的定义为“进口押汇是指信用证项下单到并经审核无误后，开证申请人因资金周转关系，无法及时对外付款赎单，以该信用证项下代表货权的单据为质押，并同时提供必要的抵押/质押或其他担保，由银行先行代为对外付款。其功能为：进口信用证开证申请人无力按时付款时，可由开证银行先行代其付款，使开证申请人取得短期的资金融通。客户申请办理进口押汇，须向银行出具押汇申请书和信托收据，将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银行，银行凭此将货权凭证交予客户，并代客户付款”。

通常认为，进口押汇中的“押”就是指抵押或质押，是出口商以代表货物所有权的货物单据进行担保，以保证银行免遭风险。银行要求与进口商签订质押担保协议，同时还须提供保证人，并约定该保证不因银行持有任何其他担保方式而受影响。银行这样做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一旦出现进口商将货物出售后不返还押汇款、无法实现担保权益时，还可以向保证人主张连带保证责任。这种既有物保又有人保的做法似乎是为押汇业务上了“双保险”，但是，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却并不像银行想象的那样承认这种“双保险”，而是几乎否定了银行“双保险”的可行性。《担保法》第二十八条规定：“同一债权既有保证又有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对物的担保以外的债权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放弃物的担保的，保证人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物权法》第二百一十八条也有类似规定，“质权人可以放弃质权。债务人以自己的财产出质，质权人放弃该质权的，其他担保人在质权人丧失优先受偿权益的范围内免除担保责任”。既然银行已设定了质押，那么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保证人只对担保物价值以外的部分承担责任，而担保物是用信用证全部款项购得，对于进口商拖欠的押汇款来说绰绰有余。因为银行通过信托收据将担保物释放给进口商销售，改为约定银行对上述货物享有所有权，意味着银行放弃该物的担保，保证人实际上将免除责任。

2.信托收据对银行所有权的确立与银行和进口商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冲突。由于信托法明确要求信托的设立必须有确定的信托财产，而且该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在我国现行法律环境下，进口押汇设立信托收据的前提只能是银行对货物享有所有权。这一观点被我国银行普遍采纳，中国银行在《国际结算业务基本规定》中明确指出：“信托收据是进口商将自己的货物的所有权转让给银行的确认书，持有该收据的银行对信托收据项下的货物享有所有权。进口商仅作为银行的受托人代银行处理该批货物，包括存仓、代购保险、加工、销售等”。那么，银行的所有权从何而来呢?有学者认为，银行对单据享有的所有权，是通过对外付款、支付对价的方式取得的。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既然将银行发放款项偿付信用证项下垫款的行为解释为付款“买单”，从而取得信用证项下单据及单据所代表货物的所有权，就很难再主张该放款是“向进口商提供的用于支付该信用证项下金额的短期资金融通”。银行不能既是货物所有权人，又是进口商的债权人，进口商可以银行已取得货权为由拒绝偿付押汇款项。一旦货物价格大幅度下跌，银行必须承担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另外，还需要承担货物税赋、保险、致害责任及灭失的风险。

二、进口押汇法律关系的重构——建立让与担保制度

(一)让与担保规范进口押汇中担保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进口押汇中信托收据的目的是保障开证行在不占有质物的情况下仍然享有物权的排他效力，物权的优先效力及物权的追及效力的权利，但是与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相冲突，这个问题在前述案例一中已有详尽论述。银行与进口商会约定信用证项下提单及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属于银行，进口商实际占有提单及提单项下货物，由此可知银行取得进口商债权担保的方式是移转提单及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其实质是一种让与担保。以让与担保规制进口押汇中的担保问题，可以解决必须释放质物的司法难题，同时也避免进口商以银行取得提单及提单项下货物所有权为由主张免责，有利于保护银行利益。让与担保的设定方式可以是占有改定，因此在银行和开证申请人约定提单及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转移给银行时，银行可以顺利取得所有权。

让与担保在进口押汇中适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债权人如何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因为作为担保物的动产不转移占有，债权人无法也不需要直接控制担保物，那么在债务人将担保物变卖给善意第三人而未以所得价金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债权人的权利无法对抗第三人。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让与担保的做法，根据货物的不同存在形式采取登记、刻制/粘贴标签等公示方法。

(二)我国创设让与担保制度几点建议

让与担保是大陆法系国家以学说和判例发展起来的一种债权担保制度。我国是否应引进让与担保制度，在我国学术界有着激烈的争论。笔者认为，我国商业实践中已经出现让与担保的基础，如前文所述进口押汇中银行的担保权利，现行法不能提供有效的依靠，并且让与担保具有经济、便捷、高效的特点，与现代市场经济的需求相吻合，因此，我国有必要引入让与担保制度。

1.立法形式的选择。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无一例外地将让与担保排除在典型担保之外，但其理论和实务均承认让与担保具有典型担保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并通过特别法等其他方式予以确立。大陆法系各国让与担保制度的现状给我们的启示是，不因让与担保制度与典型担保制度存在差异而轻易否定，可以通过法律措施包括判例指导作用逐步引导其向合理方向发展。由于让与担保制度与传统的物权法理论存在很多冲突，不宜在物权法中规定，可以通过判例认可其存在，待时机成熟时以单行法形式加以规定。这也有利于立法体系的规整，避免物权法中的不协调。

2.公示方式、公信力。正如王利明教授所说：“公示方法一旦不存在，则物权制度也就不存在，即使当事人之间存在协议，该协议也只能在当事人之间生效，不能对抗第三人。”设计适当的公示方法来消除让与担保制度带给债务人和第三人的风险是必要的。由于让与担保的客体较为广泛，不宜建立统一的公示方式，笔者建议区分不同客体设计不同的公示方式，例如：不动产以登记为公示方式、权利以交付或登记为公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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