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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四川彭州乌木事件一时成为了人们热议话题，由于乌木的归属分歧产生了纠纷。我国目前没有法律明确规定埋藏物的范围，也不能简单的将乌木归为天然孳息的一种适用物权法的规定，而根据现有法律和惯例，一般认定乌木为埋藏物归国家所有。而这种制度设计和做法的背后其实是牺牲了个人利益诉求以实现国家绝对所有权利益，在市场经济和法治环境下，这种利益上的失衡对个人权利的维护以及埋藏物的发现保护产生的消极影响值得我们思考。

一、埋藏物发现制度

埋藏物的发现作为一种法律事实，不受发现人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制而依法产生法律上的效果，是动产所有权原始取得的一种方式。埋藏物发现制度解决的根本问题是无主财产的权属问题，从而达到定纷止争，物尽其用的目的。因此，埋藏物发现制度在民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埋藏物发现制度的研究具有客观现实意义。

(一)埋藏物发现构成要件

1.存在埋藏物

埋藏物的客观存在是埋藏物得以发现的前提与条件。对于埋藏物的定义，笔者认为埋藏物应为处于埋藏状态且权属不明的动产。埋藏状态是指埋藏物处于不易被人知晓，由土地或非土地掩藏的隐蔽状态。对于埋藏物产生的原因和时间在所不问。权属不明的动产，是指埋藏物属于无主物，基于客观事实无法判明所有权人，而非基于发现人的主观认知。只有动产才能成为埋藏物，不动产在客观上无法成为埋藏物，如果动产已成为土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则不为埋藏物，同时具有考古价值的木乃伊是埋藏物。笔者认为埋藏物不必以价值为标准，即使无价值的物品也可成为埋藏物。埋藏物不同于遗失物，首先，客观表现上状态的不同，埋藏物需处于掩藏隐蔽状态，遗失物无此要求，其次，主观意愿的不同，遗失物一般为占有人非意愿的丧失，埋藏物一般多为个人意愿所致。

2.存在发现事实

对于埋藏物的发现存在两种学说，一种学说认为埋藏物的发现构成须有发现行为并且占有埋藏物如德国;另一种学说认为埋藏物的发现构成只要有发现行为本身即可无需占有埋藏物如法国、日本。埋藏物的发现是一种事实行为，其核心是发现行为，但是基于客观现实的考量与实际的操作，笔者比较赞同德国的做法，将发现事实包涵为发现行为与占有行为，从而避免了区分发现人与占有人，在实际操作中免去不必要的纠纷。

3.他人埋藏物

埋藏物应为他人的，而不是自己的，这里不再赘述。

(二)埋藏物发现法律效力

埋藏物发现作为所有权取得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法律上当然的产生物权变动。但世界各国对于这一制度所有权取得的规定不尽相同，主要有两种立法模式。

1.发现人有限取得所有权主义

埋藏物发现人取得埋藏物的所有权，但如果该埋藏物发现于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中，要与该动产或不动产所有人进行平分，同时不得违反国家文物保护法和国家财产法的特别规定。这一立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德、日、法和我国台湾。

2.国家取得所有权主义

该立法模式规定，权属不明的埋藏物归国家所有，发现人无权取得埋藏物的所有权，并有义务将埋藏物交由专门机关，但一般给予发现人一定的表扬和物质奖励。这一立法模式的国家主要有前苏联和我国。

二、国外关于埋藏物发现制度的规定

(一)法国

法国民法典对于埋藏物的概念有着明确的规定，该法典第716条第2项规定，所有埋藏或隐匿的物品，没有人能证明其所有权的并且发现是纯属偶然的为埋藏物。依据法国民法典的规定，发现人在自己土地内发现埋藏物的取得该物品所有权，在他人土地内发现的，所有权的取得由土地所有人和发现人均分。法国民法典规定了埋藏物发现的偶然性，排除了目的性发现。

(二)日本

日本立法没有关于埋藏物含义的明确规定，一般认为是埋藏于土地及他物之中的权属不明物品。日本对于埋藏物的规定由民法典和遗失物法规定。依据民法典241条的规定，对埋藏物依法进行6个月公告后，埋藏物归发现人所有，但埋藏物是在他人物中发现的，由发现人和他物所有权人均分。日本遗失物法详细规定了埋藏物适用该法的情形，并规定了埋藏物发现后的具体措施和发现人报酬请求权等。而对于根据日本相关文物法律的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文化财产，国家给予发现人相当于该文物埋藏物价值的报酬，如埋藏物是在他物中发现的，该报酬由发现人和他物所有权人均分。

(三)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