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网络政策参与的再审视，认为网络政策参与作为释放社会压力的泄洪口和稳压阀，是能够弥补当下政策参与传统路径诸多缺陷的不甚完美但行之有效的良药。

公共政策的本质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政策的制定者无疑是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公众对政策过程的直接参与无疑是保证政策最大程度契合公众自身利益的最好方法。因而，公众能够参与政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理应是评价一种政策参与路径优劣的重要尺度。当下网络民主风起云涌，在如此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政治现状下，传统政策参与所面临的困境在短期内无法妥善解决，而公众利益表达的诉求却日趋强烈。此时若对发展潜力巨大并已初具规模的网络政策参与加以正确引导、逐步完善继而充分利用，则不失为缓解当前我国政策参与接纳能力不足的一剂不甚完美但行之有效的良药。

一、网络政策参与存在的问题

(一)代表性欠缺

网络为公众提供了迄今为止最多的政策参与机会，但不可回避的是当前中国区域发展的不均衡让众多处于欠发达地区的公众被排斥在这一参与方式之外。而这一现实在客观上也进一步拉大了城乡之间、东西部城市之间、大中城市之间的差距。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无法准确、高效地获取信息则意味着信息贫困者将被加速边缘化;信息富有者则可能因掌握大量的信息、拥有较为多元的政策参与渠道而操纵政策过程，进而绑架民意。欠发达地区互联网应用的举步维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网络参与的代表性问题以及因此而出现的政策制定的偏差。参与者的结构性缺失，使得网络民意不能等同于民意。

(二)非理性参与普遍存在

网络政策参与的匿名性和虚拟性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他人对个体的评价，减弱了公众对自我的约束。当前我国公众文化素质和政治素养方面的欠缺则使得这一现象尤为凸显。“网络参与始终伴随着感性与理性、温和与狂热、激情与极端、思考与宣泄的矛盾斗争”，这些都不一而同地刺激着公众进行各种非理性参与。非理性参与的存在轻则使政策因受到非真实民意的干扰而失去现实意义，重则甚至会由于谣言、虚假信息的广泛传播而导致社会的恐慌乃至动荡。

(三)隐私权悖论

当前的信息安全技术尚不能完全解决公众网络参与涉及的身份保密问题。“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无论拥有多么先进的加密技术和高度戒备的保密意识，总会有蛛丝马迹能够辨认出网民的真实身份。况且，IP地址、cookies等识别信息的存在客观上让公众完全隐形于网络成为一种奢望。当有人利用高超的黑客技术，或者使用唾手可得的黑客软件窃取公众网络参与的个人信息时，网络平台最大的优势——公众可以依靠参与的匿名性，毫无顾忌地发表言论、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将会丧失。在一个无法保证参与信息安全，甚至个人生活隐私也会受到意外泄漏威胁的空间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将大打折扣。此外，为规制网络参与的无序性而实施的网络实名制，虽有利于打击网络犯罪、遏制非理性参与，但也因此会对公众的言论空间构成侵蚀。如何保障公众正当的隐私权以及如何找到言论自由与有序参与的平衡点是网络政策参与能否发挥出其真正潜力的关键。

(四)相关制度尚不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