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近年来北京市东城区、西城区、宣武区等传统意义上的老城区内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数占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3%到13%之间,所占比例并不大;而海淀区、石景山区、丰台区等新生城区和门头沟区、房山区等近郊区县则是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的主要犯罪区域,且发案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2006年石景山区内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涉案人数占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涉案总人数的4.5%,2007年为18.8%,2008年为47.8%,2009年为28.6%,2010年为25.0%。2006年房山区内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涉案人数占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涉案总人数的28.65%,2007年为26.3%,2008年为16.7%,2009年为9.1%。

(四)单位“一把手”、岗位主管仍然构成职务犯罪的高发人群,但是普通岗位职工职务犯罪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数据显示,构成能源矿产领域内职务犯罪主体的主要人群仍然是单位“一把手”和具有某项实权的岗位主管,2006年“一把手”和岗位主管岗位涉案人数占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涉案人数的56.0%,2007年占37.9%,2008年占26.6%,2009年占38.5%。单位“一把手”和岗位主管一直是我们职务犯罪预防的重点人群,但是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近年来能源矿产企业内就职于普通工作岗位的职工职务犯罪的数量呈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2006年普通岗位职工涉案人数占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涉案人数的12.0%,2007年占27.6%,2008年占63.3%,2009年占30.8%。例如,2006年至2008年1月间,犯罪嫌疑人朱久林在担任首钢总公司质检总站煤焦检验站取制样员期间,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对大同华昊实业有限公司及鞍山冠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供应的煤炭进行检验时弄虚作假降低含水量,获得赃款10900元。

(五)职务犯罪的主要手段为接受回扣、手续费以及隐匿、扣留公共财物

通过查阅能源矿产领域内职务犯罪案件的相关资料,我们发现该领域内的职务犯罪主体有40.9%采取如下两种犯罪手段:一是将自己管理或经手的公共财物加以隐匿、扣留,应上交的不上交,应支付的不支付,应入账的不入账;二是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犯罪手段集中体现出了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财产型犯罪的特点,同时也提示我们能源矿产企业在财务管理、权力监管方面存在着制度漏洞。

二、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的原因

(一)行政垄断地位为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的发生提供了温床

国家对于能源矿产企业过分的保护和溺爱使得能源矿产企业缺乏必要的竞争压力,即使是企业亏损了也自然由国家来救济和补偿。如此一来,经营者自身社会价值的实现与企业整体效益的提升就很难实现实质上的统一,经营者肩上的担子轻了手中的权力却并没有减少,这就为经营者恣意使用手中的权力提供了温床,当遇到权力寻租的邀约时,经营者就有可能置企业利益于不顾,恣意的出租手中的权力。

(二)必要监督制约机制缺失大大降低了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的犯罪成本

国家对于能源矿产企业监管的主要设想是通过绩效考核机制实现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有效监管,但是目前来说国家对于能源矿产企业的监督管理并不尽如人意:国资委在能源矿产企业监督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明确,国资委与其他监督管理部门的关系也没有明确;能源矿产企业与原直属部门的关系,以及和国资委的关系更是没有明确;能源矿产企业绩效考核机制更是处于探索阶段,并且举步维艰。

能源矿产领域监督管理机制的缺失大大降低了该领域内职务犯罪的成本,具体分析为:监管部门之间以及监督部门同被监管企业之间关系的不明朗导致在能源矿产企业监管问题上要么多家单位相互推诿,要么多家单位相互争夺,这就明显降低了监管的力度、及时性和针对性,为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可乘之机,并避免了行为人在进行职务犯罪行为时为躲避监管所付出的成本。比如伪造文件蒙骗监管部门的成本,又比如向监管人员行贿的成本;绩效考核机制的不健全增强了企业经营者管理经营过程中的恣意性和随行性,避免了他们对于职务犯罪行为为企业造成巨大损失的担心,并大大降低了职务犯罪行为被上级监管部门发现的几率。犯罪成本的一再降低使得能源矿产领域职务犯罪的成本同收益之差进一步拉大,低成本、高收益、低风险成为能源矿产企业干部职工选择职务犯罪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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