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指出，贩卖毒品包括非法销售毒品和以贩卖为目的而非法收买毒品的行为，无论属于哪种形式的贩卖毒品，贩卖的本质是交易，而只有毒品进入“实际交易状态”时，该行为才符合贩卖毒品罪实行行为的基本特征，才能认定为贩卖毒品罪的既遂。而贩卖毒品的双方当事人就毒品交易事项达成合意实际上是为其后毒品的交易创造条件的行为，应当理/解为属于贩卖毒品罪的预备行为。

三、“贩卖”行为的推定与案件量刑

从我国当前司法实践的做法看，推定在毒品犯罪案件定性方面一直广泛适用⑵，早在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该类指导案例。被告人张敏，因涉嫌犯贩卖毒品罪，于1999年12月6日被逮捕。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1999年10月25日至10月26日，被告人张敏在常州市清潭新村附近陈玉燕暂住处，先后三次贩卖给陈玉燕海洛因50克。1999年10月26日，张敏在常州市清潭新村菜场附近贩卖给向红海洛因5克。1999年10月28日上午，张敏携带海洛因13.5克欲外出贩卖时，在常州市马公桥附近被公安人员抓获。随后，公安人员在张敏暂住地常州市花园西村3幢甲单元401室搜缴海洛因62包，重310．5克。最终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张敏贩卖毒品共计379克。本案中，对于1999年10月26日张敏行为的性质应当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并无异议。但是，对于张敏随身携带并在暂住地藏匿毒品的行为性质认定，却存在争议。被告人辩护律师认为，该两行为应当属于非法持有毒品行为，但三级人民法院最终都没有接受辩护意见，一致认为该行为同样属于贩卖毒品罪，贩卖毒品的数量共计379克。人民法院之所以如此认定，主要理由是，“被告人贩卖毒品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而被查获的部分毒品处于尚未交易状态的，应把被告人的犯罪事实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如果行为人主观上有贩卖毒品的故意，客观上有贩卖毒品的经历，并且，行为人本人不吸毒或者行为人虽然吸毒，但藏匿或者储存的毒品数量明显超过个人吸食所需数量，行为人非法持有毒品的行为应视为是为贩卖毒品做准备，是贩卖毒品行为的组成部分，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熊选国，2009：190—191）很明显，人民法院在认定被告人对379克毒品实施的是贩卖行为时，显然采取的是推定方式，而且，采取的是对被告人不利的推定。

推定的主要功能在于解决案件证明上的困难（熊选国，2009：14），有利于国家对犯罪的惩罚。但是，推定也是一把“双刃剑”，在强调保护国家的同时，极有可能会危及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上述案例中，被告人曾经有贩卖毒品经历、被告人也不吸毒或者行为人虽然吸毒，在藏匿或者储存的毒品数量明显超过个人吸食所需数量的场合，该数量毒品究竟流向为何？需要司法机关具体认定。而在客观事实上，该宗毒品虽不能排除贩卖的可能，但也完全可能是自己制造的或者用于运输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机关和人民法院应当积极证明其来源。本案中，人民法院在没有积极查清其来源情况下，根据上述基础事实认定被告人构成贩卖毒品罪，显然没有采取“罪疑有利于被告”的处理方式，而是采取了明显的对被告人不利的推论。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之所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根深蒂固，司法实践中普遍适用，可能与我国长期奉行的对毒品犯罪从严打击的立场有关。所以，希望当前完全改变上述思维方式是不现实的。但是，必须注意的是，我国刑法对毒品犯罪刑罚设置十分严厉，一旦认定被告人构成贩卖毒品罪，可能会被判处死刑，所以，司法机关在采用推定方式处理该类案件时，注意以下方面问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