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法用法律制度建立了行政机关、公民和法院的三边关系，形成了解决政府与公民之间行政争议的新型司法解决机制。从诉讼的角度看，行政诉讼法是三大诉讼法之一，它的颁行使我国形成了完整的诉讼法律体系。从这个意义上理解，行政诉讼法建立了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行政诉讼法颁布之前，公民个体或者组织依据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也可以提起诉讼以求解行政纠纷，但司法解决行政争议的制度化水平很低。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有利于通过司法程序促进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解决行政争议。行政诉讼法与民事诉讼法不同，后者面对的是自然人和法人等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法院相对容易中立地处理案件，做到司法公正;而前者面对的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发生的纠纷，纠纷的双方一方为官而一方为民，在当事人地位和势力存在明显差异的诉讼中，法院的中立和公正就难以保证。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官比民具有天然的、实际的优势，并且在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里，法院和行政机关存在扯不清的关系。尽管法院与政府不同，法院审判与政府管理存在明显差异，但法官也是官，法院甚至长期以来被看作政府的一个部门，法院的编制、财政受到政府的制约，受制于政府的法院很难做到审判中立，在行政审判中容易偏向行政机关，影响行政案件的公正处理。所以，在实施行政诉讼法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行政诉讼法既保障行政权力的有效行使，又维护公民个体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诉讼法制思想，特别强调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地位平等的诉讼原理，并充分发挥类似于行政机关负举证责任等特设制度的倾斜效应，建立法院与行政机关、公民之间的三元等边关系，促使从事行政审判的法官公正对待行政诉讼的所有当事人，公正地裁判原、被告之间的行政纠纷。近20年过去了，行政诉讼法所确立的行政纠纷裁判机制的实际效应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显现，法院对经济调控与市场监管、公共服务于社会管理、城市规划与城市执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劳动和社会保障、农村土地确权、土地征收、计划生育等广泛领域的行政纠纷方面的调处作用，是其他方式和机制所无法替代的。尽管如此，行政诉讼仍然存在受案范围偏狭、诉权保障不力、撤诉不够规范、执行存在困难等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行政诉讼中，公民个体或组织的自主性和对行政权的抗衡性不够，法院的独立性和由其支撑的中立性不足，行政诉讼法确立的三边关系比较脆弱，直接影响了行政诉讼的限权功效和救济权利的实效。

行政诉讼制度不是孤立的制度，它与随之建立起来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等制度高度关联。强化行政诉讼在解决行政争议中的地位和作用，并非要确立“诉讼中心主义”。相反地，应当检讨和克服“诉讼中心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强行政诉讼制度与其他相关制度的衔接与互动，恰当定位法院在行政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的地位和角色，有效履行法院在缓解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益冲突、缓和政府与民众矛盾中的功能，维护行政法律关系的稳定与和谐。行政诉讼制度的效应也不是单一的，它具有恢复正义、制约权力和救济权利等多重效应。通过公平裁判行政纠纷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或者说促进行政正义化;通过裁判行政纠纷纠正权力滥用，实现对行政权力的制约;通过裁判行政纠纷实现权利救济，维护公民个体和组织的合法权益。从宏观上讲，权力制约和权利救济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不能有效地制约权力滥用，就不可能有效地实现权利救济。但从微观层面看，制约权力与救济权利是两个相对分离的功能。近20年来，行政诉讼实践并没有做到“制约”与“救济”并重，行政诉讼法的权力制约功能日益显现，但权利救济的功能还相对微弱，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行政诉讼功效的完整性，失去了通过行政诉讼裁判纠纷的大部分原始意义。通过行政诉讼裁判行政纠纷，应当进一步贯彻行政诉讼法的人权保障思想，突出行政诉讼救济权利的功能，使行政诉讼制度在维护公民个体和组织权益方面产生足够的实效。

三、行政诉讼法与权力制约机制

行政诉讼法的第三个意义是它贯彻了分权思想，形成了权力制约机制。行政诉讼法建立的行政纠纷司法解决机制与权力制约机制意义不完全相同。前者着眼于建立法院、行政机关、公民个体与组织的三边关系，强调行政纠纷处理的公正性;后者主要着眼于政府行政权与法院审判权的双边关系，强调法院审判权在权力制约中的地位和作用。前者与后者都强调独立审判的重要性，前者侧重于强调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实际上强调的是司法中立，以防“官官相护”的弊端，从而实现法院的公正司法;后者侧重于强调法院独立的法律地位甚至政治地位，实际上就是强调相对于政府的司法独立，从而实现法院审判权对行政权的有效制约。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诉讼法是一部关于官民关系的法，或者说是一部调整官民关系的法;换个角度讲，它也是一部国家机关和国家权力关系法，是一部关于法院审判权与政府行政权的关系法。从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围看，行政诉讼法里有一个受案范围的“排除”规定，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审判权与行政权的关系限度，说明法院对政府权力和活动的制约是有限度的。近20年的行政诉讼实践推动了行政诉讼制度多个层面的完善，其中包括法院的受案范围不断扩展。尽管这种扩展还不够理想，还有若干空间，但从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看，从权力制约的角度讲，行政诉讼法的意义已有相当程度的呈现，它建立了或多或少地内含权力制约意蕴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审查制度。这既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标志，又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成果。 中国政治生活不实行三权分立，三权分立不会成为中国公权关系的基本准则，但公共权力要受到监督和制约，通过权力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滥用和腐败，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和公共组织的共识。毫无疑问，监督和制约权力的目的是防止权力专横和滥用，促进权力的公共性;监督和制约权力的重点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会有所差异，但普遍地将政府的行政权力作为防范和监督的重点;监督和制约权力的方式、机制和制度各国存在不同，这里涉及制度选择问题，但分权是不同制度的共同特征。我国的政治制度有自己的特色，权力监督制约制度也有明显的本国特征，当然在权力监督制约制度的构建上并不排斥适合我国政治国情的域外经验。通常讲，既可以以法律制约权力，也可以以权力制约权力，又可以以权利制约权力，还可以以程序制约权力，亦可以以责任制约权力。实际上，这些制约权力的形式、机制都是相互交叉、相辅相成的。行政诉讼法建立了一种综合性的权力制约机制和制度，它是以一种特别的法律制约行政权力的机制和制度，是落实行政机关承担违法行政和行政侵权责任、以责任制约行政权力的机制和制度，是一种通过诉讼程序裁断是非、约束行政权力的机制和制度，是公民个体和组织借助国家审判权、以权利制约行政权的机制和制度，当然，这首先是一种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院审判权制约政府行政权的机制和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家立法的重点之一就是落实宪法精神和原则，制定用权力监督和制约权力的法律。行政诉讼法捷足先登，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酝酿出台，除了实效意义外，还特别具有象征意义。(注：20世纪80年代末，有关权力监督制约的立法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加快当时已经启动将近四年的监督法的立法进程，二是尽快制定关于审判权与行政权关系的行政诉讼法。监督法比行政诉讼法更宏大，涉及的关系和问题更多，包括人大、政府、检法两院、国家军事委员会甚至党的领导，引起的关注更广泛和深入，因此要经历一个比较沉重的过程。与监督法相比较，行政诉讼法要轻松得多，其诞生之顺利甚至出乎很多的意料。)行政诉讼法可以看作是一部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法，这是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大突破，其突破性实际上表现为国家权力的分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法院从行政体制中分化出来，构成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局部分权过程。学界大都将其视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里程碑，这是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