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失衡主要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收入和消费增加了不少，但与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相比，速度要慢得多，并且收入和消费差距明显拉大。

一般情况下，农民消费增幅小于城镇居民，主要是因为农民收入的增幅要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而农民收入的增幅要小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就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另外，城乡失衡还体现在公共服务方面。农村居民在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存在巨大差距。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距比较明显。这反映在人口受教育程度上。2000年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5年，与城市平均9.80年的水平相差近3年。从二大产业从业人员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农业人员也最低，2000年仅仅为6.79年，另外，农民子女的教育受到很大限制。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儿童失辍学现象严重，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仅存5.79年，具备科学素质者仅占农村居民的4%。在公共卫生资源的城乡配置方面也不公平。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我国城乡人口比例大约为36:64，但城市公共卫生资源占全国公共卫生资源的60%以上。由于农村贫困，农民有病得不到有效治疗的现象普遍存在，许多农民因无钱看病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由于农村公共卫生制度不健全，因健康状况不良而导致贫困的占农村贫困户的30-40%。另外，城乡之间在妇幼健康水平上的差距更为明显。国务院妇儿工委曾在西南、西北86个贫困县对1995 -1997年孕产妇的死亡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其孕产妇平均死亡率达每10万人中177.96%人，为全国同期孕妇死亡率的2.8倍。有的县甚至超过了每10万人中300人。而同期上海为每10万人中只有12人(香港和日本仅为4人)。社会保障在城乡之间的提供不公平。目前，城市的社会保障由一国家财政负担，而农村基本上是农民自我保障。

(四)地区失衡。

地区失衡反映的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此，笔者将根据收集的数据资料分别对西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的发展状况进行描述。西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仍在拉大。有研究表明2003年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建制镇的平均财政收入比5.94 :1。中国社会科学院2006-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研究表明，近几年，虽然国家加大了西部开发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2005年全国人均GDP己达14040元，以上海51474元为最高，省区间以浙江27703元为最高，以贵州5052元最低，浙江与贵州的差距由1991年的2. 7倍扩大为5.7倍。如按东西部比较，东部人均GDP为22076元，是西部8822元的2.50倍，比1991年的1.86倍扩大了0. 64倍。

反映居民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005年全国平均为10493元，最高的上海已达18645元，浙江、广东达1. 6万和1. 5万元，而新疆只有7990元，青海也只有8058元，高低相差一倍左右，比1991年扩大了近一倍。农民人均收入为3255元，以上海8248元为最高，浙江达6660元，与最低的贵州1877元比较，差距为3. 55倍，比上年扩大0. 1倍，比1991年扩大了一倍。

中部地区的发展出现尴尬和”塌陷“。根据吴俊杰、张红等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问题报告》一书中提供的数据表明，”中部塌陷“己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中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总体发展水平不仅大大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有数据显示，中部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呈不断下降趋势。反映到人均GDP水平上，1980年中部地区人均GDP相当于全国平均数的88% , 1990年下降到83%，而到了2003年，只相当于全国水平的75%，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GDP差额比进一步扩大。其次，中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和发展速度不仅明显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低于西部地区。西部大开发以来，中部原本落后的投资增长速度又大大落后于西部地区。1998年，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2%,比中部地区高16.8个百分点。2001年1-7月，西部地区投资增长20.1%，又比中部地区高2.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成为全国投资的”锅底“。最后，中部地区的”三化“进程即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不仅明显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而且也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03年为例，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和反映工业化进程的基本指标，全国该项指标为52.2%，中部六省为45%左右，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要高近5个百分点;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内容，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是反映市场化进程的基本指标之一，中部地区的该项指标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