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享有行使行政权的自然人同时具有一般公民和公务员的双重身份，所以如何区分该自然人行为的性质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详细内容请看下文公务员行政公务行为的界定标准。

当前，我国关于公务员行政行为的界定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

(一)单一标准说，包括主观说和客观说。主观说是以公务员行为时的意图和目的为标准的学说。由于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有主观意思的存在，所以该说又分为行政机关主观说和公务员主观说。前者认为，某一行为是否属于公务行为应以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为准，即必须是在执行行政机关的命令或委托事项的范围内;后者认为，是否是公务行为应重点考察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主观上的意思，只要其行为的意图和目的是执行职务，就可以认定其为公务行为，缺少这种意图和目的，即使外人看起来有公务行为的象征，也不能认定为公务行为。客观说又称形式说或外表标准说，这是西方多数学者所持标准。该说认为公务行为的判断应以公务员行为的外部特征为标准，在客观上、外形上、社会观念上属于职务范围的行为，都是公务行为。具体说，它包括在三种行为：即公务员执行其职务行为所必要的行为或协助执行职务的行为;公务员执行其接受的命令或受托的职务;足以认定公务员的行为与执行职务有关的行为。这种学说，仅仅从主观或客观方面来作出判断，因此存在很大的片面性。

(二)两项标准说。该说以行为人的身份和行为人的职权为依据，认为“公务员利用其公务员身份或职权所进行的一切活动，不论这种活动是否越出了他的地域管辖权，也不论这种活动是否逾越了他的专业管辖权”，都是公务行为。持此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区分公务员的个人行为和公务行为比较复杂，如果让相对人去识别公务员进行的行为哪些是或不是行政机关命令或委托的事项是行不通的。所以，直接以身份和职权为要素，将公务员利用其身份或职权的行为全部归入公务行为范围。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现代行政法追求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宗旨相吻合。但是，这一观点无意中违反了行政效益原则，对公务员利用其身份或职权的所有行为均作公务行为处理必然大大损害行政机关的公众形象，也直接影响行政效率。

(三)三项标准说。该说以划分公务员个人行为与单位行为为基础提出公务行为的判断应以下述三项标准为依据：(1)公务员的行为以所属单位名义作出的，属单位行为，以自己名义作出的，属个人行为;(2)公务员的行为是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作出的，属单位行为;如果超出职责范围，必须结合第(1)和第(3)项标准作综合考察;(3)公务员的行为是执行单位的命令或委托，不管单位命令或委托是否超越权限，概属单位行为。单位的民事行为与行政行为可以根据各自行为的特征来确认，具有平等有偿特点的行为一般是民事行为。该学说以名义、职责范围为要素，将只有是基于行政机关命令和委托，并以行政机关的名义实施的公务员行为归入公务行为，而把其他的违法行使职权的公务员行为都排除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