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来看，实施城镇化战略，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选择，也是全球经济发展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性趋势。从我国来看，实施城镇化战略，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一

城镇化的含义主要是指通过城市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使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增长而引起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社会进步过程，换言之，就是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时代，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逐步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出现乡村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城市人口比重稳步上扬，居民居住地的物质面貌和生活方式向城镇化性质转化和强化的趋势。城镇化的主要特征：一是城镇人口增加，农村人口相对减少，这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城镇化水平的基本指标和主要标志;二是城镇数量增加，规模扩大，形态和格局发生变化，由各自独立的状况变为紧密联系的城镇系统;三是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扩大，即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日益接近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城镇化的发展阶段：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于1979年发现，对于各国城镇化发展过程所经历的轨迹，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型曲线，认为城镇化水平在百分之三十以下为初期阶段，百分之三十至七十为中期阶段，百分之七十以上为后期阶段。初期阶段，城镇发展速度很慢，经历时间长，城镇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较低，相应地区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状态。中期阶段，又称加速阶段，在此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释放出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与此同时国民经济和社会资本的增长，使工业化规模扩大，城市可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城镇人口快速增加，城镇数量增多、规模增大，与此相适应，区域的工业化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城镇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后期阶段，城镇化速度开始放慢，原因是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被城镇吸收，城镇的发展主要靠其自身的增长。区域中大多数人口都集中在城镇，城镇在区域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区域的发展表现出很强的城市特征。

二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原始公社向奴隶社会转变时期，就出现了城镇，城镇的成长是极其缓慢的。产业革命的兴起、机器大工业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使城镇的性质和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城镇成为近代工业生产的中心、交通运输的中心、商业外贸的中心、科技文化的中心和政治的中心，城镇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明显上升，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城镇人口也迅速增加。因此，城镇化的过程是以产业革命的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发展为开端的。城镇化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城市工业、商业的发展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一是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经验启发我国必须实施城镇化战略。从世界城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尽管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起步时间、发展速度和目前的城市化水平有很大的差异，但总体来说，世界的城镇化过程可划分为初始、加速和成熟三个不同的阶段。在初始阶段，农业经济占主导位，农业人口占绝对优势，农业生产率较低，农产品的剩余量较少，农村对劳动力的“推力”不大。而现代工业则刚刚起步，规模较小，城市对农村人口的“拉力”也不大。因此，农村人口向城镇转换的速度较为缓慢。随着现代工业基础的逐步建立，工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城镇的就业岗位增多，“拉力”增大;而农村生产率也得到相应提高，使更多的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村人口的就业压力增强，乡村的“推力”明显加大，在“推力”和“拉力”的相互作用下，城镇化步入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从百分之三十达到百分之七十。城市化水平达到百分之七十以后，农村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都趋向减少，城镇化发展开始放慢，城镇化步入成熟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处于这个阶段的发达国家出现了一种逆城市化(或郊区化)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为大城市人口明显减少，中等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人口由中心城市大量向郊区转移，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也纷纷离开城市，向中小城镇及乡村转移等。城市规模的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给城市交通、生活组织、生态环境以及社会安定等方面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为此，许多国家采取措施分散大城市职能，建设新城市和卫星城。在中心城市外围，还有若干市镇和农村区，它们在功能上联为一体，成为大城市连绵区。如美国东北部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的狭长地带和五大湖南岸，日本的九州——鹿岛的太平洋沿岸带状地区，联邦德国的鲁尔区，英国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南部城市群以及西欧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城市群等;前苏联也有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城市群和乌拉尔城市群、顿巴斯城市群等。此外，现代世界城市化的趋势之一是城市人口中第三产业人口比重的极大提高，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都在一半以上。今后世界城镇化的发展趋势，从总的看来城镇化的进程还要大大加快，大城市仍将快速增加，这一趋势以发展中国家最为突出;而在发达国家中，开发落后地区，大力发展小城市将成为城镇化的重要趋势。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不难感到，城镇化是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是解决区域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逐渐成熟。因此，根据城镇化的一般规律，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加速城镇化进程已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二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要求我国必须实施城镇化战略。二十一世纪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世纪，日本的学者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意味着全球城市圈间分工、交流、合作、竞争诸关系的日益强化。只有大城市才能具备与世界进行分工交流所需要的完善的基础设施;只有大城市才能有足够的产业集聚和经济规模参与全球性的城市间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的基本单位既不是企业也不是国家，而是大城市圈。所以中国要想在本世纪的世界竞争中获胜，必须放弃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走集约型的城镇化道路。聚集是世界城镇化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城镇化的聚集过程，除了第二、三产业在城镇的不断集中和发展之外，还包括人口在城镇的聚集和增加，进而导致城镇数量和规模的不断扩大。随着城镇人口的聚集，以金融、贸易、信息等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兴起又增加了城镇对人口的吸引力;同时，人口聚集使活跃的社会和信息交流成为可能，文化、知识、经济和技术的碰撞，迸发出创新和革新的火花，使城镇成为人类科学技术中心。城镇化的历史证明，聚集是世界城镇化的显著规律，它为城镇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城市区域的地域范围和空间结构的确定将直

接决定城市外部经济关联关系的形成和演变。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因为结构趋同必然意味着“重复建设”，而重复建设又往往和资源浪费、内耗竞争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不可能只布局一座钢铁厂、乙烯厂和汽车厂，必要的重复建设是必然的。因此，在如何对待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这个问题上，关键是解决一个空间界定问题，也就是应该把结构趋同限制在多大的地域空间范围内。在这一背景下，城镇化这种组织形式给出了一个相对合理的有关地区产业结构安排的空间界定标准，因而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明确的地区之间利益关系整合边界，从而有利于规范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另外，对地区经济政策尤其是区域分工政策的制定，无疑也解决了一个空间组织体系设计的难题。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地区以城镇化为纽带形成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客观上对内地经济发展发挥了带动和作用。

三是特殊国情迫使我国必须实施城镇化战略。新中国成立后，围绕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中央各职能部门配套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农民的政策制度，形成了当今世上绝无仅有的二元社会结构。二元结构又称社会二元化或经济二元化，是指在同一国家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城乡长期分设、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明显的判别特征。城乡二元结构具体表现在，政治上城市居民与农民的身份不平等的对立，经济上城镇的工业化与农村农业的传统性的对立。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现代过程中都曾存在过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但这些国家并不曾存在城乡居民身份的歧视，而且也并非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都走过这一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经过百年外来侵略与内部战乱，新中国成立了，但当时我国的经济十分孱弱。从经济总量看，我国GDP由占世界GDP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七(1820年)，急剧跌至百分之六点二(1950年)。从经济结构看，1949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百分之七十，工业占百分之三十，其中现代工业仅占百分之十七。因此从当时的发展阶段来看，实现国家工业化，几乎是发展经济、摆脱贫困落后的同义语。工业化是当时的必然选择，但新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策略。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特征是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重工业优先发展，对于一个饱经战乱与掠夺、经济剩余少、又难以从国外获得经济援助的落后农业国的资本动员和积累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只能以国家对经济的超强控制来实现。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业化、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城乡二元结构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提倡的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的目标不相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各市场主体平等，以增进竞争，促进经济发展;而城乡二元结构使城市居民与农民享受不平等的待遇，从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障碍，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障碍。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有其特殊性，不仅表现为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还表现在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长期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这一特殊性导致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即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的对立，落后的农村与先进的城市分离的“双二元结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只注重城市工业化的发展，而忽视农村工业化的推进，从而产生了农村只搞农业，城市只搞工业的思维定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生产，农民收入难以提高，反过来又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据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的统计研究，除中国外世界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最大为四点零九倍。而中国改革前的所有年份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均大大高于这一世界极值，1970年达到了七点六四倍，成为世界之最。改革开放后二元结构强度有所降低，但大多数年份仍大于四点零九倍这一世界极值，2000年中国的二元结构强度达到五点二六倍，为改革以来的最大值。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地解决，将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产状况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