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现代语文教学，基本上比较注重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思维的相互融合，注重对语言文字的学习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今天香港、台湾及新加坡华人区域，他们的华文语文教学思维，依然沿袭着新中国成立前的语文教材编写经验。虽然课外的部分内容有所改变，但有些课文进入语文教材几十年一直没变，无论古文诗词还是现代文等，都是民族语文千锤百炼的经典范文。他们对语文的经典性、语言性、人文性及实用性的思考与利用，都值得大陆语文教学界借鉴、思考。大陆语文教材被指责不适合现代语文教育的课文较多，并不是指传统人文经典与古代语文的内容较多，恰恰是一些庸俗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文章较多，不仅对学生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提升无益，还教会学生虚伪与说谎。

中国语文教育理论必须走出庸俗的道德及社会工具论的怪圈。新中国成立后，语文教学基本上滑向一种政治工具论，学习语言就是学习政治说教，语言文字本身反而成了政治教育的附属品。以制度性及政治意识形态来对语文教材进行编写，完全忽视语文的个性教育。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但语文教材庸俗的道德、政治视角依然束缚着语文的价值作用，束缚着语文的人文意义。从小学到高中，与政治、道德及虚假的“伪崇高”、“伪经典”相关的文章，至今仍有数十篇。大陆中文系的教授、学者们曾写文章猛烈抨击这些充满现代虚伪道德说教的文章。③中国语文教育理论必须接受现代语言学的洗礼。改革开放后，教育理论成果层出不穷，打破了苏联语文模式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教育价值理论得到借鉴与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行为主义心理学在我国语文学界影响很大。虽然语言生成理论和功能主义语言学等理论指导下的语文教材尚没有成型，但是，现代语言新理论的确在改变着一些教材专家的思想。譬如，行为主义心理学非常注重行为对认知、感觉、记忆、联想及知识个性的影响，如果以行为主义心理学指导语文教学，则是以学生的自我行为为主，对课堂的动嘴( 朗读) 性重复要求很高，反复背诵、加深记忆和理解，教师则不需要满堂输入。有研究者认为，语文教学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即以语言训练为中心，特别要加强语言的运用。“两个基本点”即培养语文能力( 听、说、读、写、书) ，提高人文素养。显然，语文教学一定要由“教教材”变成“用教材教”; 由“教课文”变成用课文学语言、用语言。教师由以往分析课文内容的教学，转向以策略为导向的教学，注重读法、写法、学法的指导，最终目标是提升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运用语言能力以及学习能力。④百年语文，百年探索，百年争鸣。在不断争执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语文教育研究有三次转变。第一次是以语言为视野，代表人物是叶圣陶、张志公、吕叔湘。第二次是以文学为视野，代表人物是王丽、钱理群、王富仁等。第三次是以课程论为视野，代表人物是王荣生等。第三次转向，使语文课程形态的多元选择逐渐成为现实，语文教材将呈现出“多样化”的格局。但是，在“多样化”繁荣的虚假层面后，人们更多的是对语文教材的迷惑和对语文教学的犯难，中国语文教材的编写到底该怎么改? 有专家认为： “要解决当前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改善语文课堂教学，归根结底要依赖于语文课程的改革、语文教材编制的完善。这就要求语文教师需要从‘资格型’向‘智能型’和‘智慧型’转变，用语文教育来带动学生的全面发展。”⑤还有专家认为： “教育主管部门对于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在观念、体制上完全可以做一些大胆尝试，比如只要在教育部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内，完全可以放开语文教材编写市场，同时将对教材的选择权交到学校、一线教师手中，让小学语文教材通过市场竞争优胜劣汰。”⑥无论有多少种意见，多少种方案，在这个浮躁与喧哗的时代，语文教材编写需要沉淀，语文教材编写不应成为一些人发家致富的工具，而是一种民族公共利益的历史使命，需要更多的理性精神，责任精神和民族精神。语文教材的编写需要真正回归到语文的本质，以欧美发达国家民族语文教材编写为借鉴，转向一种现代、开放、民主、理性及科学的语文精神上来。

注释：

①杨连成：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语文教育，老师的定位在哪里》，《光明日报》，2010 年 7 月 28 日。

②王爱娣： 《从〈项链〉的教学看美国语文教育的价值追求》，《现代语文》，2005 年第 9 期。

③黄秋月： 《对小学语文教材选文批判的回应》，《上海教育科研》，2011 年第 4 期。

④⑤孙晓菲： 《上师大教授： 中小学语文教育应与课文内容说再见》，《东方网》，2010 年 12 月 30 日。

⑥沈翀： 《民间会诊： 小学语文教材为何屡受诟病》，《半月谈》，2010 年第 2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