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浙江的长兴县已经实施了教育券制度，其具体实施方法是向在民办学校就读的义务教育阶段新生发放面额为500元的教育券;向在职业学校就读的新生发放面额为300元的教育券。2002年长兴县又将教育券的覆盖面扩展到贫困生，为小学阶段的贫困生提供200元的教育券，为初中阶段的贫困生提供300元的教育券。长兴县实行教育券制度的目的主要有三点：第一，增加对教育私人供给的支持;第二，改变当地职业教育不受重视的局面;第三，补助贫困学生。长兴县根据这三点分别设计了三种教育券，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通过对教育私立供给的支持，鼓励了私人投资教育，仅用两年便吸引了3亿元民间资金流入教育领域，使教育经费大大增加。通过对职业教育的扶持，扭转了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不协调的局面，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招生比例由2000年的1：0.37上升到2002年的1：1，体现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对贫困学生的补助，促进了教育供给的公平。长兴教育券的事例说明，一项政策是否起能到积极作用取决于是否根据当地的具体问题设计实施。教育券也是这样，需要根据各地自身的发展需要加以调整，正确利用。

五、小结

综上所述，无论是弗里德曼设想的非排富性教育券，还是詹克斯等人提出的排富性教育券，在基础教育中教育券制度的应用分析都不能同时解决我国基础教育现存的教育经费严重短缺、教育资源配置效率低和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的问题。如果必须在平等和效率之间有所取舍的话，那么在基础教育阶段还是需要更加侧重公平。毕竟，基础教育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希望。总体来说，虽然各种教育券各有利弊，但从公平的角度来看，排富性教育券要优于非排富性教育券，皮科克和怀斯曼的教育券模型要优于詹克斯的教育券模型。我国应当根据具体的需要，灵活使用教育券，扬长避短，使教育券在基础教育阶段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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