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法领域，从1898年《马氏文通》开始，对西方式严密语法形式的追求成为风气，时人认为揭示语句的规律，可以快速提高教育和文化水平，为从事其他活动节省出时间，如马建忠《马氏文通·例言》指出，在教给儿童“葛朗玛”(grammar)后，“无不文从字顺，而后进学格致数度，旁及舆图史乘，绰有余力，未及弱冠，已斐然有成矣”。

系统的语法教学也在建国以后全面铺开，1951年，《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认为，“只有学会语法、修辞、逻辑，才能使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和可以理解的东西”，指出“我们的学校无论小学、中学或大学都没有正式的内容完备的语法课程”。此后出现了语言和文学分科教学的试验。语言课就是教给学生以系统的语言规律的基本知识。从1956年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到1980年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再到2000年的新大纲和2001年新课标对教学语法的规定，虽然教学的系统和要求屡次调整，最近的新课标又淡化语法教学，但语法实在成了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另外，符合现代语法规范的表达，通过白话文学和电视广播等人众媒介，得到了深入的传播，虽不成系统，对国人的心理结构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容低估。

二、变革与文明重塑

追求效率就是汉语变革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但最根本的却是基于文化认同与选择。

语言是民族精神的载体，语言的变化源于精神选择。在语言的选择中坚持的是文明崇拜的心理尺度。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精神冲击，改革者内心对于汉语劣势的认同导致了这次自我革新。文字和语法改革者暗含之意：认为旧文字代表旧文化，否定汉字就是否定传统文化，反传统也要反汉字，比如鲁迅说，“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说得沉痛悲怆，而又意气坚决，颇有壮士断腕的魄力。

认识到语言对民族精神的塑造作用，通过改变语言来改变民族的思考方式，改变国民的精神面貌，进而改变我们民族的生存状况，或许正是很多主张变革者的初衷。建国后的很多改革运动均表现了这种移山填海的大气魄(至于其是非，我们距离太近无法看清，还有待后人来评)。从再造文明的视角分析变革的因由，也当以这一尺度去检查变革的效果，多年后，国人的精神是否得以重铸，以及多大程度上是沿着语言塑造的思路进行的，都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取证。

目前的状况是：汉字精简的方向得到了基本的认同;汉语拼音成了帮助我们学习汉语的工具;语法教学对受教育者思维培育的作用也不可忽视。简化字、汉语拼音、汉语语法已经是影响好几代人的存在，并可能将持续下去，任何对汉语和语文教学的关注与研究都无法回避。

这场变革对国人精神层面究竟有多大影响，关注似乎还很不够。新出现的教学内容势必影响我们民族的精神养成，但是改变是在多大程度上的，以及在我们全方面都受到西方渗透的情况下，如何区分和证实是这些内容的变化造成的，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汉语拉丁化，是对汉语最根本的颠覆，但目前已经落空，而最具有结构性野心的，便是对语法习惯的冲击。

西式语法改变了汉语的某些语法习惯：第一，动词中心地位的加强。第二，关联词的大量使用。第三，完整的句子表达，简省成分的补足。

当然，语法引入的背后是思维模式的引入。语言的习惯蕴含着民族的思维习惯，汉语体现并培养了汉民族思维的重直观、重感悟，不重逻辑和形式，强调普遍联系、整体中合，不倾向于对立，朦胧模糊，保守复旧等特点。西式的语法注重形式，明确性，强调区别与对立，西方的思维模式与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碰撞后，产生一些融会，可能更多的还是期待：第一，中国的容易陷入视而不见的整体观，经西方逻辑分析的矫正，出现既关注整体，又细致深入。第二，中国的容易变成惰性的执中，经西方进取精神的矫正，变得稳健而进取。第三，中国的容易变成俯首贴耳的顺天应人，要接受西方通过采取立场而获得自由的洗礼。而从再造文明的角度，两种模式的互补与最终的融和才是最具期待的，我认为这正是当初引入者的暗含之意。

编辑老师为大家整理了教育学论文8000字，供大家参考。更多详情请点击进入教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