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宋代国内钱币的使用是地方性的，各地方使用的钱币禁止离境。与此同时，由于铜和银又可以用来制造民用工艺品，大量金属币被销熔用来制造工艺品，从而形成钱荒。北宋前期，赋税主要是以实物征收为主，货币征收次之，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适用范围日益增大，钱的用途更加广泛，将征收实物税转变为征收钱税的“折变”之风盛行。王安石在变法之前曾说：“方今田桑之家，时尤不可得者，钱也”，但在他推行免役法和青苗法后，政府的纳税方式由实物税转变为货币税，百姓对货币的需求量大增，进一步加剧了民间钱荒的局面。刘森所着《论北宋的钱荒》中指出，免役法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钱荒：“按免役法规定，原来‘当役人户’，要交纳免役钱，原不承担差役者，要交纳助役钱。

此外，按免役、助役钱额，还要增收二分以备‘水旱欠阁’的免役宽剩钱。据此，畿县中等之家，一年要出役钱三贯，而按北宋最高年铸(铜)币量506万贯算，平均每人一年仅占203文，远远不足以交纳役钱。免役法实行后至元丰七年(1084年)，征收额较熙宁时增加了三分之一，达18 729 300贯。因此，免役法把原来的力役变成了钱役，所以，在当时便有“免役之害，倍敛民财，十室九空，钱聚于上而下有钱荒之患”之说。虽然青苗法当时是一种惠民政策，但在社会底层普遍缺钱的情况下，所征收的钱税，自然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同时大量农产品涌入市场，商品交换中的货币需求量增大，也容易造成“钱荒”。

(2)窑藏金属货币引发“钱荒”。货币不仅具有流通职能，还具有贮藏职能。在商品经济不繁荣的情况下，钱币往往会被贮藏起来，离开流通领域。北宋货币的贮藏情况十分普遍。贮藏货币的主要是官僚、地主和商人，在他们看来储存的钱币越多，代表拥有的财富也就越多。史载：“京城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然则器皿之用，畜藏之货，何可胜算?”大量的铜钱被作为财富积累的象征沉淀下来，不能流通于市场，窑藏金属货币越多，市场上流通的钱币就越少，长此以往，最终会引发“钱荒”乔幼梅在论及官僚商人聚敛钱币会加剧钱荒时说：“人们还不能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那样最大限度地利用它来获取利润，往往仅仅满足于蓄藏而不是增殖。在古代封建社会，天子是最大的财主，他们所拥有的蓄藏货币必然也是最多的。宋神宗曾在其晚年把他的财富展示给真宗看，并说：“善保此足以”。失去半壁江山的南宋，国库的存钱量却是惊人的，至于南宋政府的存钱数量到底是多少，已经无法考证。窑藏的钱银多，市场上所流通的货币自然会出现短缺的现象，继而引发钱荒。

(3)铸币量低且流失严重使钱币供不应求。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我国古代的金属货币铸币材料主要是铜，但是铜在中国产量较低，因此铸造钱币的原料会出现不足的情况。此外，封建社会一脉相承的重本抑末政策，严重制约了中国工矿业的进步，导致我国工矿和手工业技术长期处于固步自封的局面。铜产量变少，而货币需求量强大，并且人民日常生活所需要的铜器与铸造钱币发生冲突。宋朝政府为解决铸钱原料不足的情况，常实施铜禁和搜刮铜器政策。同时，宋代作为我国整个封建社会中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时期，其海外贸易的繁荣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其中之一即致使大量铜钱流失海外。

当时，中国的许多周边国家虽产铜，但并不用铜铸造钱币，他们将宋朝的铜币作为珍贵的收藏品，或者在本国内当流通货币，在今天的索马里、爪哇等地，就曾发现过北宋的钱币。中国钱币的大量外流给宋朝政府带来了不可估计的影响，钱币流通到海外往往是有去无回，南宋大臣刘晋之说：“巨家停积，犹可以发泄，铜器销，犹可以止遏，唯一入海舟，往而不返。两宋三百年间，作为特殊商品的铜钱源源不断地涌入海外市场，在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中，蕃夷以中国钱币为宝，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铜币的大量外流，自然也会加剧宋朝的“钱荒”。

(4)货币制度和财政制度不善加剧“钱荒”。立国初期，宋朝的统治者就非常重视铜币的锻造，经过数代的不懈努力，铜币的铸造量得以持续增加。据学者估计，截至北宋末的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年)，北宋政府锻造的铜币数量已累计到了26 204万贯。如此巨大的铜币量，并非是在铸造出来之后即刻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而是首先作为政府的财政收入流进了国库。大部分新生产出的铜钱，都必须先运送到京师，收入直属皇帝的内藏库，再由内藏库分拨一部分给三司所领的左藏库，之后才能在市场上流通。宋仁宗时期(1049―1054年)设立的广东韶州永通监，在北宋中后时期成为产量最大的铜币铸造基地。

而后又在惠州附近设立了阜民监。宋神宗时期，阜民、永通二监的年均产量定额均高达80万贯，此外又增铸30万贯。这些铸币也都运输到京城，纳入内藏库。如此，国家财政的货币性支出，几乎成了这些新增铜币唯一的投放渠道。事实上，不仅是新增铜币，就连在市场上流通的，被政府通过财政纳入回笼的货币，亦只有依靠财政开支才能重新流入市场。宋代中期以后，官吏的数量居高不下，导致官费支出加重了宋朝财政危机。宋咸平四年，“裁汰诸路冗吏十九万五千余人”，袁一堂认为：“‘给赐过优’客观上部分阻断了货币向市场的流向，货币投放在中间环节被大量沉淀。这种情况会导致市场中的货币流通不畅，市场需要的货币数量减少会引起“钱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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