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意义上的理性是启蒙运动很重要的成果，它产生于“人定胜天”的启蒙精神，伴随着人的科技认知能力的增强和价值精神理念王国的衰微发展起来。人依赖理性的思维形式挣脱了神学逻辑，把握和控制了整个世界，重新建构了社会秩序和文明。然而，理性化的代价是超功利的终极信仰的丧失，人的道德、精神体验以及终极价值随之瓦解、解构和垮塌。一方面，人为自然立法，妄图把人的意志凌驾于自然之上，形成人类中心主义。人成了欲望的工具，理性成了人掠夺自然的工具。工业生产没有生态道德责任，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发展-污染-治理的怪圈”，人类就此丧失了自由意志;另一方面，人本身不再是目的，“任何一个行业所需要的技师，是在讲求效率的命题下衍发出来，人之行动常为机器运作的延伸”人异化为物的奴隶，成为“经济人”、“理性人”和“工具人”。于是，理性化使人类在摆脱了宗教神学、封建制度的桎梏之后，又逐步陷入人类自身欲望的囚笼，使人丧失了精神上的高贵和自由。

教育的道德性也随之迷失了，培养人的行动在狭隘的功利圈子里旋转，教育目的指向暂时的、物质的利益，忽略了人类历史上存在久已的“人之为人”的美好事物。史密斯毫不留情地批评：“今天的教育正面临着普遍危机，西方教育已过分技术化，各式各样教育体系所产生出来的便是这样一种独特的人格：自私自利、争强好胜，只顾满足自身欲望和需要，而不具备任何道德理念。”现代职业技术教育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始终遵循着“社会—技术—理性”的逻辑，它强调“何以为生”的技能和本领，但却不应该放弃“为何而生”的思考与追问，人生的价值、意义、职业伦理和普世的道德，这些关乎人的幸福的东西不可被忽略掉。“忘记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生活态度和对待事物方式的教育”，将会是危险的教育，有可能会引发人的精神危机、社会危机、甚至生存危机等难以预料的问题。

(三)工具化致使职业教育目的人本价值虚无

职业教育目的工具化表征于工具价值、实用技能的在职业教育中的强调。职业教育目的是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有用”也称“一技之长”，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对口”的实用型人才。工具化有其合理性，职业教育只有发挥了工具价值才能在特定社会存活，但是，工具价值毕竟只是外在价值，不是职业教育的根本价值。杜威指出“从外面强加给教育活动的目的不能启发一个更自由、更平衡的活动，反而阻碍活动的进行，使教师和学生都变成机械的、奴隶性的工作”。职业教育的根本价值是人本价值，如果本末倒置抛弃了人本价值，职业教育就沦为“人之为物”的教育，“人成为一个个可以换置的螺丝钉，人变成抽象化的单位。”结果，“那些最充分地“掌握”了当代企业规范的学生，在理想、道德、情操、社会良知方面恰恰最为短视，最无见地。”如果职业教育培养出众多无人性的技术专家，它也就彻底背离了使人类个体和共体幸福的方向，失去人性与其幸福之间的关联。

从伦理的视角看，现代职业教育的中心应当是拥有着“鲜活人性”的学习者，而非机械的技术和僵死的知识。现代职业教育要为经济社会发展输送“人力资源”，更要将人本身视为教育的根本目的，将他们培育成幸福之人，这需要在教授谋生必需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关注培养其完整丰盈的人性。也只有这样，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生命活力才得以激发，才能有效并自觉地服务于他人和社会。

二、追求职业幸福感是现代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

职业是以谋生为基本目的，基于市场交换驱动的分工基础上，个体必须从事的连续的制度化的社会生产或服务性专业活动。”职业幸福感是人对工作有了正确认识和对幸福有了正确理解之后，从内心里感受到自身所从事职业的内在神圣感和职业尊严，运用自己的智慧追求职业理想，实现自身和谐发展而获得的愉悦状态。然而，在追求效率和充斥着工具理性的社会中，人的职业幸福感正在减少，这几乎是所有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要遭遇到的问题，我国自然也不能例外。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联合国内众多知名人力资源管理学和心理学专家以及强势媒体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工作幸福指数调查”显示“有28. 8%的被调查者的工作幸福感偏低，有64%的被调查者的工作幸福指数得分并不是很高。只有9. 70%的被调查者的工作幸福感较高，也就是说基本上每10个在职人士只有1个人的工作幸福感较强。”从被调查者的情况来看，中国人的职业幸福感是普遍偏低的，人们被庸庸碌碌的工作所带来的危机感与焦躁感紧紧笼罩。对此，培养“准职业人”的现代职业教育责无旁贷地要做出努力，为人找回职业幸福的精神家园，为漂泊和没有根基的心灵找回依托。(一)学习者为追求人生幸福而参与职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