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贸易相互依赖（untradedinterdependencies）“非贸易相互依赖”是由西方经济地理学界著名的“加州学派”（CaliforniaSchool）代表人物MStorper提出来的。Storper吸收了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思想，认为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和相互依赖性，对于企业而言，技术创新和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研发活动，还取决于企业与用户、供应商以及同行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这是因为很多的知识和技术是隐性的（tacit），存在很强的“粘性”（sticky），必须通过技术人员之间频繁的交流、互动和学习才能得到传播。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企业的技术创新实际上是在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交流联系中不断作出技术选择的过程，通常一个技术的发展会引起下一个技术的发展，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即技术发展存在着一定的技术路径（technologicaltrajectories），这也就是演化经济学文献中常提到的技术上的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3]。这种“技术路径”与区域有何关系？上世纪80、90年代一些学者发现尽管生产和研发的全球化区域非常明显，但绝大多数的跨国公司都将最核心的研发部门放在本国的一些技术密集区域，例如硅谷[38]。Storper认为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追求能沿着某种共同的“技术路径”发展，从而降低技术研发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紧接着他进一步解释这种“技术路径”的形成是建立在企业之间、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频繁的技术交流和互动之上的，而技术交流与互动又是通过正式的商业关系（包括供应商—客户关系，分包关系）和“非贸易互相依赖”实现的，这种“非贸易互相依赖”包括区域的劳工市场、公共制度、特定的社会资本、惯例、对事物的共同理解与价值观等等。换句话说，非贸易相互依赖是“技术路径”形成的重要基础，同时又是区域企业间互动的行为—制度来源，它包括企业之间长期交流、发展和表达技术和知识所形成的惯例（convention）和规则，它和正式的商业关系一起共同构成了区域内各行动主体（包括企业、政府及其他中间机构）的行为框架（frameworkofactions）[3,9]，使企业间潜在的共同行动、协调和学习成为可能[19,23,39]。显然，这种非贸易相互依赖具有特定的区域特性，因不同的区域而存在差异，这些都在Storper对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的技术区的实证研究中得到证实[7]。“非贸易相互依赖”这一概念的提出对当时西方的经济地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不少学者开始尝试应用这一概念对区域创新的现象进行解释，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就是Henry和Pinch对于英国“赛车运动谷”的实证研究。“赛车运动谷”位于英格兰中南部的牛津郡，是全世界赛车及零部件生产的集散地，这里云集数千家赛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并且大多数都是中小型企业。Henry和Pinch的研究发现“赛车运动谷”内部的企业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某种“技术路径”，只要某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在赛车运动中得到了肯定，很快这项技术就会在区域内部广泛被学习和模仿。这一方面是因为谷内各个企业之间人员的流动非常频繁，使得技术和知识很快地在区域内的企业传播；另一方面，为了保障赛车运动如F1的竞赛公平性和观赏性，各企业之间经常通过协商来限定未来的研发技术的方向，并且禁止一些影响比赛公平性的技术的开发，这些都在企业中已经达成了共识。Henry和Pinch的研究不仅发现了区域创新的非正式联系的重要形式———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也证实了Storper提出的“非贸易相互依赖”在区域内企业之间确实存在，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4,40]。

地方传言（localbuzz）如果说“创新环境”与“非贸易相互依赖”更多关注的是区域创新的非正式制度，那么包括Bathelt在内的众多学者提到的“地方传言”更多关注的是区域内部个体之间的非正式交流和联系。结合Grabher提出的“喧闹声”（noise）概念[41]、Owen与Powell提出的“地方小广播”（localbroadcasting）等概念[42]，Bathelt提出了“地方传言”与“全球管道”（globalpipelines）的模型，并认为高强度的“地方传言”和大量的“全球管道”是区域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43]。Bathelt所提出的“地方传言”实际上指的是共同存在于同一区域的相关企业和人员日常的接触和面对面交流（facetofacecontacts）所形成的信息交流与扩散生态（com-municationecology）。这些“地方传言”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技术信息与知识，这些信息可以包含在企业技术人员日常邂逅的闲聊，老板与供应商、客商之间的商业谈判、日常生活中听到的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正式的技术研讨会的技术交流，技术爱好者之间的头脑风暴等等[43]。这其中尤为重要的是面对面交流，因为面对面交流不但是最有效的技术交流方式，而且还能使技术人员对于技术和知识的理解，交流的方式和惯例变得一致，使以后的交流和学习变得更加便捷，同时提供心理上的动力[44]。从这种“地方传言”中获益并不需要企业额外的投资和搜索，只要进入了这个区域（beingthere），这些传言就在企业日常的社会交往中自动甚至是不可避免地获得了，并且会持续地获益[4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有企业的集聚就能产生这样的“地方传言”，事实上在有些区域，这样的“地方传言”的扩散会非常的容易，而在另外一些区域则会变得非常的困难，这主要取决于本土企业之间的社会关系结构以及他们交流互动的历史情况，以及一些区域的社会经济背景。不仅如此，很多身在区域中的企业很多都会意识到这种“地方传言”的重要性和实用性。这是由于长期时间内这种“地方传言”的存在会通过形成“实践社区”（communitiesofpractice）发展出区域的一种特殊的制度结构[46]。由于长期的面对面交流，企业之间会发展出共同的技术语言、理解和范式，这将使企业之间在技术上的交流更加容易和顺畅。久而久之，这种技术上的交流与互动会形成一定的惯例和制度安排，使得交流与互动在共同的社会关系、共同的表达方式、共同的理解和态度中进行，这些都是区域外部的企业所无法获得的[43,47]。举例来说，Saxenian在对硅谷的研究中发现，硅谷内部各企业人员常常在用餐时间闲聊，这已经成为一种区域的“文化”。这种闲聊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很多技术的细节在这种聊天中被传递，有些甚至成为一些重大创新的重要来源，这表明实际上很多硅谷的企业在技术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上共同的理解和范式[13]。同样的案例还包括我国学者对于中关村club文化的研究[48]。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对地方传言的概念提出了批评。Asheim认为Bathelt的“地方传言”的概念将“地方传言”与“面对面交流”混为一谈的观点是不对的。这是因为“面对面交流”常常是重要的隐性知识，而“地方传言”导致的主要是信息的传递，而信息与技术创新所需要的知识是不同的[49]。同时，“地方传言”的作用对于不同知识基础的区域产业集群是不一样的，在一些以渐进性创新为主导的、产业链高度分离的传统制造业，“地方传言”的作用可能比较突出，然而在一些知识密集的高科技行业如生物产业，“地方传言”的作用就相对较小，与顶尖的大学、研究机构的研究者保持正式的创新合作对生物产业而言可能更加重要[4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