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的关键点，在于将“俭约”与“正直”联系了起来，并说明“由正直至俭约”，而且区分了俭约与吝音。他还有许多论正直和俭约的话，如《语录》卷十一切忘怀而能守法则为俭约，“圣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随心之所欲亦成天下之法。”他不止一次讲“随法”就是俭约。这个“法”既是“物”之所具有的，也含幕府“实定法”之意，反映了石田梅岩思想的多重性与过渡性质。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对儒商的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所以对于儒商的“俭约”的伦理思想，还是要从传统的儒家思想谈起，儒家的始祖孔子虽没有很系统地论述过节俭问题，但他一贯主张节俭消费。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是当时奴隶制礼节的一个显著特点，孔子却提倡朴素的礼乐制度和道德风尚。在他看来，“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他认为人君能否守礼制，节嗜欲和尚节俭，直接关系到国家社极之盛衰存亡。对于一般庶民及士大夫阶层，他也同样强调应该用财有制，克俭持家。他提出“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位”“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儒家都“俭约”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儒商对“俭约”的理解，在现有的历史资料的记载中，儒商中的晋商和徽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的认识到“勤俭”“节约”是经商之根本。深明其重要性。
4、町人与儒商的社会生存背景导致差异的产生
    从町人和儒商的各自社会生存背景来看，二者的当时在各自的国度里所处的地位和身份基本上相同，都是在当时商品经济逐渐发展的过程中，重农抑商的观念逐渐的有所改观的前提下，才逐渐发展起来的。而町人对“仁”和“义利”的理解与儒商却有很大的差异。但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町人和儒商对待“诚信”的观点，确不近相同。虽然二者理解“诚信”的前提都是指在经商的过程中要“诚实守信”，“不欺不诈”，但在深层次的理解方面就有所不同了。町人对“诚信”的理解是把“诚信”在经济交往的过程中的普遍意义，上升到了道德层面，诚信在维护商品经济交换安全的同时，也是个人修养和品德的体现。在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诚信”无论在圣人的思想中，还是在国人的道德实践中都不是最基本的道德义务，它必须服从其他的道德原则，信随义走，“讲信”总是和“重义”相联，“背信”和“弃义”相关。“诚信”总是游离于“义利”之外，因此儒商的对“诚信”的理解并没有上升到道德层面上来，儒商的诚信道德总体来说是适应自然经济状态的诚信观，儒商讲诚信的目地，则完全是为了商品经济交换的安全，在儒商“诚信”道德选择背后，实在也埋伏着物质利益驱动。对“诚信”的不同的理解，虽然是在町人与儒商的伦理思想中一小部分的差异，但也深刻的影响着各自伦理思想体系的构建。

浅析论日本町人和中国儒商伦理思想的差异就为朋友们整理到此，希望可以帮到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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