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在工业革命以前，“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要素流动”，可以称为“观念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留学生成为一国教育体系和另一个教育体系相互作用的主要媒介，期间也还出现过一些频繁和规模较大的留学生交流现象，比如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中世纪末期以及中国的战国时期等，但由于这种交流始终停留在民间层次，故并没有对不同的教育体系的变迁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二阶段，从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结束，“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模式复制”，可以称为“西方主导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借助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在全世界进行扩张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发展中国家竞相模仿的榜样，以现代学校制度为核心的现代西方教育制度也作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法宝在世界各国得到推广，中国和日本的教育发展史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第三阶段，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至今，“教育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源共享”，可以称为“全球体系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增加，相互依赖性增强，一国教育体系的预设功能已经可以部分借助于其他国家的相关资源来实现，包括资金、师资、教学仪器设备、等等，共享全球教育资源已经从自发阶段进入自觉阶段，一个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协调并且在高等教育中依赖性逐步增加的“全球教育体系”正在形成。

综观“教育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断扩大的西方文化影响是这一历史进程中最显著的特点，今后是否会有所变化，目前还难以预料。伴随“教育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西方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要求一国教育体系对世界应有更大的开放性，否则，由教育形成的国民素质将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另一方面，教育体系更大的开放性必定会使本土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力相对下降，这种文化冲突既有可能侵蚀发展中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也常常引起人们对破坏文化多元化生态环境的焦虑和担忧，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在维护国家教育主权的旗号下尽可能小的开放国内教育市场。

四、“教育全球化”的动力机制

根据本文所作的历史考察，“教育全球化”既是当今世界的基本事实，也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现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一基本事实和基本趋势的历史合理性是什么，即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结果和趋势。

观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现象或历史潮流，一定是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基本需求的反映，因此，如果“教育全球化”确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反映了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趋势，那么，在它的背后一定能够找到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以此反观“教育全球化”现象，它满足了什么样的人类基本需求呢?对此我们可以从个人(家庭)和组织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个人(家庭)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第一是为了获得生存优势，它具体表现为与更高学历相关的身份优势和与更新、更专门的知识相关的人力资本优势;第二是为了参与知识创造，以满足人类普遍的好奇心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第三是为了获得精神和肉体的享受，以满足身心愉悦的需要，但它与第二种价值追求不同之处在于，前者追求的是教育的结果，价值的实现存在与教育活动之外，教育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和手段，而后者目标的实现则存在于教育活动之中。因此，不难发现，如果我们承认以上三个方面的价值追求是个体接受教育的基本动力，并且承认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文化的特殊性，那么，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分享不同文化形成的教育资源就会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与个体在教育活动中追求多种价值目标不同，组织在教育活动中追求的价值目标只有一个，即获得生存优势。而当组织的生存优势是通过组织中个体的人力资本和作为整体的组织资本来体现时，接下来的分析与前面对个体的分析就会有同样的结论——更自由的国际交流和国家之间的教育资源共享将会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这一点可以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得到全部或部分的验证。

由此可见，由于“教育全球化”适应了组织和个人获得生存优势和其它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因此，只要人类基本需求不改变，“教育全球化”就不会停止它的步伐。

五、“教育全球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作为“全球化”浪潮组成部分的“教育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纪将会对世界各国现行的教育体系产生更加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已经是毋容置疑的了。是洞悉先机，主动适应和充分利用由此形成的教育超常规发展机遇，使中国教育实现快速发展，还是因循守旧，画地为牢，迟疑于世界潮流之外，对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长期战略安全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始于1999年的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大扩张是中国教育政策发生战略性转变的重要标志。1999年，以刺激消费为直接动因的高校扩招虽然最终并没有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什么作用(关于这一点，目前还缺乏有权威性的研究报告，但根据经验可作如下分析：由于高校扩招伴随高校学杂费上涨，由此建立的未来支出增长预期必定迫使十倍甚至百倍于扩招学生家庭的其他家庭采取更为保守的即期消费策略，两相抵消，其效应之不明显应早在预料之中)，但为推动这一政策出台所开展的关于“教育产业”、和“教育产业化”的讨论，却促成了一个非预期的观念成果的推广：在考虑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时，规模上的政策基点应置于满足公众的教育需求上，结构上的政策基点则应置于满足社会的人才需求上，前者称为“入口平衡论”，后者称为“出口平衡论”，同时考虑两个方面的需要称为“综合平衡论”。在计划经济中，当教育需求与人才需求发生矛盾时，总是“入口平衡”服从“出口平衡”，而在市场经济中二者的主从关系正好颠倒过来，“入口平衡”始终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出口平衡”方面的政策目标则通过家庭、学校和政府之间的相互选择来实现。因此，原来为刺激经济回升的短期教育扩张政策就演变成了着眼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增强国家综合竞争实力的中长期教育扩张政策。遗憾的是，由于人们长期受计划经济“出口平衡论”的思想束缚，对于当前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和高等教育的持续扩张还大多抱有怀疑、焦虑和抵触的心态，反映了一种狭隘的、就教育论教育的小教育观。

教育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网络和全球化时代，其作用除了由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所揭示的以外，还有一种对国家民族生存、安全日益重要的作用——创造生存空间——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在传统的国家安全理论中，一国(一个民族)的生存空间受国家物理疆界的约束，因此，国土纷争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最重要的斗争形式。但是，二战以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形成导致国家安全观念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民族之间生存竞争的主导模式已经由对国土资源的争夺转变为对经济资源的争夺，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已经更多地取决于她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支配资源的能力而不再取决于国家疆界内的资源多少，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现代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都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加以考察，而其中两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组织层面的国家创新能力和在个体层面的全球生存能力则都与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教育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在逻辑。

中国号称地大物博，但如分配于其庞大的人口，则人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在这样的资源禀赋下，只有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利用全球资源才能保证国家民族的长期战略安全，同时必须通过大力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才能在全球市场上拥有足够的份额，由此可见，加入WTO乃是关系国家民族生存的必然选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和大力提倡创新教育则是扩展国家民族生存空间的必由之路。

在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讨论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方法，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为什么要转轨?其重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国家创新能力，这一点目前已经比较明确，但为什么要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只有认识到它的最终目的在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才能为这种国家意志找到形成社会共识的基础，从这个角度去看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必然得出扩展教育规模，提高教育层次逐步普及高等教育乃是推行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内在要求的重要结论。这一结论虽然与当前政府的教育扩展政策一致，但它们的出发点却是不同的。

把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的层次结构看成是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内在要求有两个理由。第一，国际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高层次、高学历人才的流出要大大的多于流入，导致符合外向经济要求的人力资源严重不足，这也为中国的经验所证实，因此需要通过增加教育产出以弥补因人才流出导致的国内人才短缺。第二个理由没有第一个理由那么直截了当，但却更为重要。分析世界各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状况不难发现，无论在哪一个国家的失业人员中，在数量上，高学历者要少于低学历者;在寻找重新就业的机会上，高学历者要大大优于低学历者，因此，扩大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于减轻就业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在现代知识经济中，一种极其重要的公民素质——全球就业能力——跨国就业和跨文化就业是与公民的学历层次紧密相连的，显然，公民的这种全球就业能力对于扩展国家民族的生存空间是极其重要的，而要使这种能力成为公民的普遍素质，没有大规模的教育扩展和教育层次的普遍提高是不可能实现的。

认清了扩展教育规模和提高教育层次对国家民族扩展生存空间所具有的重要价值之后，回过头来再来考虑中国在“教育全球化”中应该选择的战略和对策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在传统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保护国内的教育市场和防止文化侵略，而在新思维中，我们考虑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如何最有效的利用全球教育资源快速扩展我们的教育规模和提高全民的教育层次，因此必须进行前面而深刻的教育政策创新。

六、“教育全球化”与教育政策创新

改革开放二十年，中国政府在各个领域推行市场导向的改革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但由于教育与意识形态之间事实上的紧密联系，以及我们对这种紧密联系的片面认识，使得政府的教育政策经常左右摇摆，缺乏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难以适应知识经济时代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面临的挑战，必须在更新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教育政策创新，否则就有可能丧失“教育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教育超常规发展的难得机遇，从而在“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把学校当成与西方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主要阵地，并且认为只要政府严加控制学校中的思想阵地就一定能够保证学生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这是所有落伍观念中影响最大的一种，也是导致政府在教育领域没有采取更积极和更宽松教育发展政策的主要观念障碍。事实上，除非我们重新回到二十年前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否则永远不可能再现当年单一意识形态的社会状态。一些好心的人们希望在经济上继续加深加快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同时，政治上回到以前的“纯洁”状态。姑且不说这种想法已经被所有希望如此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击得粉碎，就是抽象地讨论这种可能性，认为政治和经济可以不协调发展的观点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在当前知识经济、社会多元化和互联网极大地增加了社会的开放度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如果还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学校来左右学生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那不是别有用心的话，就一定是太天真了。现在退一步说，即便政府实现了对学生意识形态的控制，就如“文革”前和“文革”中的情形，是否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社会状态?是否就是一种健康的社会状态呢?毫无疑问，关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我们又有什么必要担心民间和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大陆的教育服务市场呢?再退一万步，我们的留学生单枪匹马进入西方资产阶级的海洋我们都不怕，国际资本(资产阶级的细胞)到国内来办学(进入无产阶级的海洋)，我们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建立更加健康和更加开放的心态才能抓住“教育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教育发展机遇。

第二种落伍观念是认为只有政府的集中管理才能保证教育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学校教育的质量，才能保护受教育者的利益。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考察建国以来的教育发展历史不难发现，恰恰是政府集中计划管理最严厉的时期，教育发展最缓慢，公众受教育权利受到的侵害最大，教育发展最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大量薄弱学校的存在就是明证。而在政府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由于放松了对教育发展的计划管制，调动了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积极性和民间参与教育发展的积极性，才极大地改善了教育供给，缓解了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大大提高了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两相比较，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如果我们再考察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历史，政府除了在强制推行义务教育制度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府对教育的管制有助于保证学校教育质量和保持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

“教育是公共产品，非由政府提供不足以保持足够的数量，义务教育尤其如此，应由政府负完全责任，民办教育应主要进入非义务教育领域。”这也是一种是似而非的认识。根据现代公共政策的实践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除了极少数公共活动领域外，如政府、议会、国防、军队、警察等显示、表达国家意志和公共权力的活动，其它无论是公共产品还是私人产品，都应该由市场提供或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才能更有效率也更公平。这一结论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经是一种常识，但在我们这个还在转型过程中的国家，由于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灌输的“私即恶”的的传统观念，以及以此为经济伦理基础的政府对公共产品领域的垄断和全面管制，不断强化人们对民营部门的不信任感，使理论界在担心政府推卸义务教育责任的潜意识驱使下，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视而不见，对民办教育在增加教育供给，包括增加义务教育供给方面的积极贡献和巨大潜力心怀疑虑，寻找种种理由反对和限制开放教育市场，由于这种观点披着学术的外衣，又扛着公平和正义的旗帜，确实有着很大的市场，但却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除了以上三种在教育领域中广泛流行的反对和怀疑进一步开放教育市场的主要观点外，“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是1999年末开始流行起来的一种权威说法，似乎一提“产业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把教育推向市场，就是要政府放弃她应承担的教育投资责任和教育宏观管理责任，虽然提出这种观点的同志也许是出于担心政府以“产业”为由放弃和推卸她的责任，但这种逻辑混乱的提法其实质也是反对继续推进市场导向的教育政策创新。

综上所述，在计划经济和封闭环境中形成的关于教育的若干认识目前已经严重脱离当前国际国内的社会发展现实，正在成为大力发展我国教育事业的思想枷锁，只有继续解放思想，突破一切已被人类社会实践证明是过时的教条和抛弃一切未经实践检验的虚幻的信条，积极推进以“全面开放教育市场”为特征的教育政策创新，才能抓住“教育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发展机遇，也才能在“教育全球化”的挑战中审时度势，做出正确的战略抉择。

“全面、主动、积极和尽快开放一切教育服务领域，积极鼓励国外资金投资中国教育”应该成为我们迎接“教育全球化”挑战时实施教育政策创新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穷国办大教育”、“我们以占世界X%的公共教育经费支撑数倍于此的义务教育规模”，以往我们这样陈述时，在痛感教育经费不足的同时，开始只是寄希望于政府增加公共教育支出，后来这成为我们鼓励民办教育的一个重要理由和一个主要的出发点。现在看来，民办教育的大发展在增加教育供给、改善教育结构方面确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教育市场的开放在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同时也并没有损害和侵蚀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力，至于对全社会教育机会的增进则更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现在我们设想，如果有同样数量的国外资金进入国内教育市场，对于加快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是可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吗?在这个过程中，谁是最大的受益方呢?当然是中国的教育，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用外资的结果，利用外资本身就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遗憾的是，我们在有意无意间把教育排除在利用外资，特别是大规模利用外资的视野之外，这在知识经济时代显然是一个需要调整的重大政策战略。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不需要设置禁入领域，无论是义务教育还是非义务教育，学历教育还是非学历教育，一切教育服务领域都可以允许外资进入，但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市场设置不同的市场准入规则，以控制市场风险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在部分开放还是全面开放的问题上，只要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来华办学者都必须也必定会遵守中国的法律，那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担心他们会挑战中国政府对学校意识形态的控制权呢?只要这个担心不成立，选择全面开放当然更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

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要有紧迫感。虽然教育服务并没有列入我们加入WTO承诺开放的时间表，但决不能因此缺乏紧迫感，甚至以为奇货可居。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国家发展而言，资金在任何时候都是稀缺资源，国际上也决没有无限丰富的资金在等待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恰恰相反，在发展中国家纷纷抢乘知识经济这班时代列车时，大家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发展教育和资金稀缺的矛盾，由此可以预见，争夺国际资本用于本国教育发展将很快成为各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如果我们不能解放思想，为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提供最宽松的市场环境和尽快建立良好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将会失去这即将来临的千载难逢的良机。

目前我们在对外开放中国教育市场的问题上，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晚开放、如何少开放，更多的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侵略而不是一种文化交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是消极、回避、抵制和限制外资进入中国教育市场，我们总担心开放教育市场会给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带来麻烦，这既是一种缺乏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也是一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我们因此错过发展中国教育的绝好机会，我们也许将会犯下比当年制定错误的人口政策更严重的历史性错误。在由知识经济已经清楚展示的历史规律面前，这一判断绝非危言耸听。

对外资进入教育市场全面实施“国民待遇”应该成为我们吸引外资政策的主要特征。

“国民待遇”本是一国政府在对外开放时给予外国企业与本国企业同等待遇的一种国际惯例。中国在二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在市场准入方面对外资企业设置了过多的障碍，而在税收政策方面则是对外资企业提供了大大优于本国企业的优惠，这些都违反了“国民待遇”的基本精神，其实施结果也往往是南辕北辙。

在对外资开放教育市场的问题上，应该坚定不移地把“国民待遇”作为相关政策设计的基本原则。在市场准入方面，要根据教育规律彻底抛弃“意识形态控制”的幻觉，全面开放教育市场;而在政策支持方面，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训，则更多的是防止出现“崇洋媚外”和“厚外薄内”的政策偏差，特别是要防止出现压制国内民办教育的倾向，为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教育投资主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应对“教育全球化”的挑战涉及教育政策创新的方方面面，本文不拟对此展开全面的论述。在结束本文时，我想就一个著名的论断——“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提出一个逆命题：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很显然，在大的历史尺度上，该命题已经被证实并将继续为人类实践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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