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是建立在“人是自然的主人”、“人要征服自然”的观念上的，强调只有不断扩大和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人类生活才能更加富裕和幸福。因而逐渐形成了以无限度、无休止攫取自然为前提，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本质上是反自然的，是以“恶”的方式对待自然界。然而，地球上可供人类生活的非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给它造成的污染的承受能力也不是无限度的。结果是“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大自然正在对人类进行着报复，污染了的环境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资源和能源危机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大陆从50年代开始“向大自然开战”而逐步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正是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的产物。因此要实现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摒弃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把人类和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念和作法，建立新的生态文明观，即认识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是征服被征服的关系、纯消费关系，而是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有机整体;人类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身，破坏自然就是破坏自身;人类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的和谐发展，自然的发展有赖于人类的科学发展;从而自觉以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规律来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把生产、消费方式置于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维护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维护人??自然系统的平衡。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也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养料。特别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孔子讲“仁”，其内涵是“爱人”，同时又讲“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明确地主张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再从社会扩展到自然万物，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宋代理学家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宇宙比为一个大家庭，万物和人都是大家庭的成员，民众是我的兄弟姐妹，万物与我通。明代的王守仁在《大学问》中讲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时，主张凡有生命的事物，凡劳动成果和天生之物，都要尽力加以爱护，这是道理情操问题，关系到人性的改良。这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领域来思考，已经提出了人类对自然要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这就为在当代中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富有伦理内涵的生态文明提供了传统文化基础。或者说，在当代中国把伦理关系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方面，把生态道德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既符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要，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在人与人关系上，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新的公平观。

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产生，是由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危机引起，但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解决，却不能局限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前者的展开程度必然影响到后者，而后者的发育程度亦必然制约着前者。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危机，诸如生态平衡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和短缺，环境的污染等，从表面上看，是由于人对自然无限度、无休止的攫取，甚至破坏性的攫取引起的;而从本质上看，人与自然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文化之危机。因为大量的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并不只简单地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其间尖锐的冲突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而表现出来的是人们涉及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的利益之争，是受害者对公正的渴望。有些人和集团为什么对自然无限度、无休止的攫取，甚至破坏性的攫取，根源在于一定的社会的利益分裂和利益矛盾，在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于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所产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中国大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已经基本上消除了私有制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利益的分裂和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集团利益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对自然索取和占有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矛盾，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团体利益之间以及团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暂时利益与长远、根本利益的矛盾。中国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政治压力，有来自内部迅速膨胀的人口压力和消费压力，并集中表现为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在这些压力下，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上述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利益矛盾，就很容易使各利益主体在资源和环境方面选择下策，即导致从50年代开始向“大自然开战”而逐步形成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是接受了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而在现实社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有的厂商更是更大规模地开采能源，拼命占有可见资源，以最粗放的方式掠夺资源，又对废水、废气、废渣不作净化处理而大量排放，大大加剧了资源紧缺、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的态势。于是，面对共同的生存环境和资源，有的人大量获利，有的人却受害。假如受害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环境就会受到更大的破坏;而假如受害者有生态文明的观念，那就无法再采用同样手段讨回公正。于是人们发现，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背后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自然资源和环境向人们的“报复”，呼唤的是社会公正。因此，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需要建立人与自然的新的文明关系，也需要确立人与人的新的文明关系。

首先，要求确立代内公平原则。因为在环境和资源都有限的中国，任何无政府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经济行为，都要给周围地区和人们带来利益损害;任何过度的消费即浪费都是对他人的剥夺。在经济相对落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下，中国发展的最基本目标，应该是不断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因此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生存需求应当优先于富有者的奢侈需求，先富起来的地区要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所以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整体的持续发展，它要求在全社会普遍建立任何利益主体的发展都不能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发展的原则，资源环境公正配置的原则，所有公民享受自然赋予上的公平原则，保护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是所有公民的义务的原则。这种人与人关系上的新的文明，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所要求;它反映在观念上，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保护环境意识，人均资源意识，全面、协调发展意识，整体发展意识，团结互助意识，共同富裕意识。

其次，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还要求把代内公平延伸到代际公平，即强调对后代发展的足够公平，确立代际公平原则。在自然资源上，我们现在多消耗每一单位非再生资源，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将要少消耗同样多的非再生资源，我们现在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如果超过其再生速度，就破坏了其再生性，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不能再开发利用了。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同时这种发展又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要给后代人留下更多的自然财富，以满足后代人能进一步发展的环境资源等自然条件。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目的是使一代比一代发展得更好。这种代际公平，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所要求，它反映在观念上，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为子孙后代负责意识，着眼于民族未来的发展意识，中华民族文明世代相传意识。

第三，在生活方式上，中国全面、协凋、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全社会建立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是一种新型的消费文明，它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消费观的超越。与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消费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而作为对这种消费方式的反映的消费观则是一种“浪费型”的消费观。这种“浪费型”的消费观，追求的是“一次性”消费或者“类一次性”消费，结果是迫使大量仍具有使用价值的可消费对象退出消费过程，作为废弃物被抛弃。这种“浪费型”的消费，还过度追求所谓“深加工产品”。当然，有些“深加工产品”在生活上必要的，但过度追求，既浪费了大量能源，又污染了环境。工业发达国家的这种高消费，使人均消耗资源量急剧增加。美国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却消费掉了占全球25%的商业能源，排放出了25%的温室气体。也正是工业发达国家的这种高消费，使得人类的资源总消耗量按几何级数增长，给地球造成了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这种以资源的高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的危害已经越来越大。

当前，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正在向工业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标准看齐。而按照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谋求现代化，人类要达到美国的消费水平，得需要20个地球。因此，从根本上说，美国式的消费方式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传统道德，是格格不入的。盲目追求美国式的消费方式，不仅要导致个人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而且要使中国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就是按照当前的生产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估算，我国能源的供需缺口还会继续扩大。而未来50年中国要面对的，则是三大人口高峰一齐出现的人口压力：总人口超过16亿，老龄人口超过3亿，过剩人口超过3亿。如何保证大多数人的就业和基本生活，都不能不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此，中国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选择一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建立一个低度消耗资源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降低资源消耗，杜绝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缓解资源的供需矛盾。与此相适应，中国从现在起就应当建立勤俭、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反对盲目追求西方发达国家那种高消费、高浪费、高污染的物质生活方式，倡俭崇实、形成人人适度的节粮、节能、节钱的物质生活方式。所谓：“适度消费”并不是低消费，而是一种与现实国情、资源状况、可持续发展方式、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美德相适应的消费文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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