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政府规定，受过中等教育(包括大学预科和初级学院)并获得高级考试普通考试证书的学生，才能进入大学学习。从1975年开始，所有报考者都须通过由新加坡教育部与剑桥地方考试委员会联合举行的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考试。由于各个学院都有各自的入学标准，因此考生被接受进入某一学院或学科学习之前，还必须参加与所学学科有关的科目测试，达到规定的标准，才能被正式录取。例如，报考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考生，按规定要在大学预科学满3年，通过新加坡—剑桥普通教育证书普通级考试并加试有关科目后，方可入学。而艺安技术学院则只要求考生能通过普通教育证书的普通级考试就可以录取。从2004年开始，新加坡将实行新的大学入学标准，使进入第三级教育机构学习的途径更加多样化。

二、经验与教训

首先，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适应。新加坡可以说是这些国家中最为成功的范例。独立之后，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发展高等教育，但反对脱离国家需要的盲目发展，强调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相配合。根据这一原则，新加坡政府制定了比较实事求是的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实施计划，并及时根据国家的需要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人数，从而使新加坡高等教育专业结构及总体发展水平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需要基本相适应。例如，1980年新加坡共有大学生22511人，其中理工科占62%(而同年菲律宾和泰国理工科学生分别仅占21%和19.5%)。相反，菲律宾和泰国则屈从于社会压力，不顾社会的供求关系，大量开设人文、社会、工商管理、法律等花钱少、易上马的学科和专业。菲律宾工商管理学科的比例竟达40%，1986～1987学年，主修文理、师范、工商管理和法律的学生占在校学生的63%。泰国开放大学中修习上述学科的学生占98%。上述状况不仅使菲、泰两国高等教育学科结构失调，也造成这些学科毕业生的失业。

其次，在数量大发展时要维持高等教育的质量。20世纪70、80年代是大部分东南亚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高等学校数和在校学生人数都迅速增加，但这种发展往往是无序的发展，并以低质量和大量专业人才的失业为代价。特别是在菲、印、泰三国，低质量、低效率问题比较突出。从数量上看，菲律宾可以算是一个高教大国，但是这一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除少数几所水平较高的院校(如菲大)外，大部分高等学校的水平普遍较低，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高等学校就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学店”和“文凭工厂”。印尼和泰国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泰国两所开放大学的招生数约占其全国学生总数的70%，所设专业大多数是一些投资少、容易上马的，加之采取开放式招生，要求过低，其教育质量就难有保证。而印尼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放松了对私立高校和开放大学的质量控制，导致了教育质量下滑。

从以上对东南亚国家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策略的简要介绍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在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实际需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可脱离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需要，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在发展过程中，要时时关注数量发展与维持高等教育质量的问题，不可为了追求数量而降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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