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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财务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几点思考

2012-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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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从经济学逻辑推理和改革实证的角度对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进行了深入分析。证明社会化是高校后勤改革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高校后勤 社会化改革 一体化理论

1 高校后勤体制改革的理论分析

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机关及学校自办后勤服务的组织模式,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企业理论看来,是一种“一体化”的现象。本文中,我们将尝试运用一体化理论来探讨高校原有的一体化后勤服务的组织模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是否有效率?如果没有效率,那么对它进行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1.1 一体化理论批判

计划与市场都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在改革过程中,我们对原有体制的否定,所真正否定的其实只是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不是否定计划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任何组织———无论它是企业,还是行政机关……,从本质上来看,都是一个计划体,是飘浮在水中的一块块黄油(科斯,1937)。一个组织,不论是大到可以敌国的跨国企业,还是小到两三个人的作坊,它都是借助于计划来配置内部的资源的。在这里计划的具体表现是管理,其本质上是一套命令决策体系,而不是市场中的选择决策体系。由此来说,市场经济体系中的组织的边界分析,其所研究的实质就是判定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计划手段与市场手段两者之间的边界。

那么如何决定这个边界?效率依然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基本着眼点。具体来说,就是组织的边界取决于计划和市场两种模式配置资源效率的高低对比。如果某一种经济活动,计划模式的配置效率高一些,则将该活动内部化、一体化到组织中就是最优的;相反则通过市场来配置它更优一些。当然,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范畴在本质上来说探讨的也是组织与市场的效率对比问题。

在有限理性和有限信息的世界中,交易(合作)的各方面临着两大难题:合作收益的分配问题与合作过程中的决策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社会解决这两个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组织内部的管理、市场竞争和社会规范的约束。

某一项经济活动具体采用哪一种途径来进行,这取决于以上三种途径的效率对比。由于社会规范的作用较为间接,这里便不做考虑。对于组织内部的管理而言,制度经济学一般将组织视为一个科层管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分配问题是借助于组织内部的监督与组织的集中决策机制来完成的。对于市场机制而言,它是通过竞争来完成分配与决策问题的。具体来说,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以利益为导向的经济人之间的竞争将协调合作收益在交易各方之间的分配;而市场中的决策则是一种分散决策的机制。

从总体上来说,市场与组织这两种途径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差别就具体表现在这两个方面。在有限理性和不对称信息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将社会中经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视为一个委托代理链。由于信息在委托代理链上的传递过程中会发生损耗,所以委托代理链条越长,组织内部的监督成本和市场分散决策的风险———也可表示为一种损耗———就越大。对于生产特征存在差异的不同产品来说,它们的信息结构是不同的,因而它们各自的委托代理链条上的监督成本和分散决策风险也就是不同的。这些不同就汇总为市场与组织在这些产品生产与分配配置上效率的差异。因此,不同产品的最优配置途径也是不同的。

另外,市场结构的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市场与组织两种途径的效率对比。某种产品的市场供给者众多的话,那么他们在交易中的谈判势力就会较弱,他们在收益的分配上就将处于弱势,从而组织向外购买它就比内部化它的生产相对优越一些,具体来说就是花费在搜寻和谈判上的交易成本会相对较低。  1.2 我国高校后勤一体化与反一体化理论分析

由以上分析可知,我们要探讨高校是否应该将后勤服务一体化到其组织内部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分析高校所生产的产品与后勤服务产品两者各自的特征。

从历史上来看,高等教育自诞生以来的很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而更接近于纯公共物品的属性。但是近年来,国际上高校的产业化、国际化和私有化浪潮日益兴盛。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对高校产出的社会经济属性的认识开始分化。这种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我们对高校后勤改革的认识。因此,澄清我们对高校产出社会属性的认识,确是当务之急。

高等教育的产出既具有部分公共品的属性,也具有部分私人物品的属性。因此,许多国家高校的经费收入既包括了福利性的财政拨款,也包括了私人购买性质的学费上缴。而即便是美国的私立大学,它们的办学经费也要部分地依赖于各级政府的投入。

从本质上来说,高校的后勤服务是为高校的教学科研提供工作与生活保障的,这其中包括了师生的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服务和教学科研的运行保障服务等内容。显然这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我们所理解的私人物品,即它们的消费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

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对公共品的配置是无效的,而在私人物品的配置方面则是有效的。这一理论在分析市场与政府的边界方面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在具体分析组织与市场的边界方面,却缺乏进一步的解释能力。以我们这里的分析为例,我们所讨论的高校组织对高校后勤的一体化问题就难以从该理论得到足够的支持,因为这一问题并不能简单地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来表述。这里的关键点就是,如我们以上所分析的,高校的产出既具有公共品的属性,也具有私人品的属性,而高校的后勤服务却具有私人物品的典型特征。要分析将这二者的生产活动纳入到一个组织内部是否有效这样的问题,我们只有借助于前面所探讨过的一体化理论。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比较,将后勤内部化到高校组织内部的运行成本与高校从市场中购买后勤服务的交易成本之间的差异,从而合逻辑地给出这一问题的解答。正如我们在原有体制中所看到的,后勤服务被内部化到高校组织内部,这意味着高校内部的科层管理体系要增加和延长相应的委托代理链,以解决内部化后对这一部分经济活动的监督与决策问题。这些工作给组织带来的是内部管理成本的增加。而在市场中,由于衣食住行等产品的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即这类产品的市场供给者众多,所以高校从市场中购买该类服务的交易成本并不高。两相对比,我们可以看出,高校组织在其内部解决后勤服务问题这一做法相对于向外购买这类服务来说,在成本耗费上处于劣势。这也就是说,从理论上来看,我国高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旨在将后勤服务剥离出高校组织的做法,是符合效率原则的。这一判断可以从我国现已开展的高校后勤体制改革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中得到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