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提到的“educare”和“教育”两个词是两套不同的教育思想和不同的文化传统的载体。它们的不同实质上是由不同历史和不同社会经济等造成的恒久性差异。当然，由于部分教育学问题具有普遍性，外来教育学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一些中国存在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些教育问题极具本土特色，光靠照搬、引进、借鉴外国教育学理论是解决不了的。而部分研究者无视这两个词背后的极大文化、政治差异，盲目地将理论建立于其上。在他们的认识中大致有这样一个忽视二者差异的思维过程:他们知道“教育学”是“pedagogue”的中文译词，但是却把“教育学”里的“教育”二字与中文中有深厚历史基础的词语“教育”相等同。于是部分研究者在这样不自觉的偷换概念以后就忽视了中国的传统与现实，也没有重视外国教育学引进后需要本土化的问题，他们以外国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国外理论、策略为自己解决问题的答案。因此本文认为教育学核心词汇的断裂是导致教育学的对象模糊的原因之一。

我国最早引进的“教育学”来自日本，它实质上是日本式的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理论。随后从学日本转向学欧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人我国。新中国的成立影响到教育学的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开始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学。文革结束之后，世界各国各派的教育思想逐步介绍到我国。这段百年教育学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借鉴的历史。

“教育学的对象是教育问题，是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并被意识到的涵盖教育事实和教育价值之统一的教育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推导出最早的“教育学”的对象是带有德国和日本特色的教育学问题而并非立足于中国国情的教育学问题。在这百年时间里，虽然一些不同国家不同流派的教育学被介绍到我国，但是由于种种政治、经济等因素，导致这些引进的教育学理论并未与中国的国情进行恰如其分的融合，并未针对中国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实践研究和理论建构。客观存在着的教育实践活动总是具体的，总是同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受一定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制约，因此教育实践活动往往表现出民族的、国别的特色。而部分研究者却忽视了这些事实，这也导致“当前的教育研究中，对中国大量的教育问题(不只是理论和实践脱离的问题)，总习惯于去西方寻找原因，让构成别人问题的原因也为自己的问题承担责任。”教育学的对象的模糊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教育理论建构与实践工作出现脱节现象。

当然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教育理论不等同于教育经验，因此部分理论并不能直接应用于教育实践，需要实践工作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将理论转化为个人经验解决实际问题。

小结

从上面我们提到的两方面，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在教育学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我们要时刻牢记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语言在翻译时不可能遵循一一对应的原则。特别是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学，由于其内容可能牵涉到对象国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影响因素，因此对它的翻译难度更大，对译者水平的要求也更高。作为译者要有严谨、求实的态度，广博的知识，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应做好各种注释，多方求证，不能不求甚解以讹传讹。而阅读者和研究者应有反思和质疑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