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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乡村教育运动的再认识

[论文关键词]乡村教育运动;乡村建设;农村教育

[论文摘要]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教育派主张乡村教育是立国之本，积极开展了旨在从教育农民着手、改进乡村经济、推进乡村社会整体建设的乡村教育运动，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重心由城市向乡村转移的一次重大探索，其经验对当前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仍有切实意义。

一、教育视角的乡村转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这不仅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指出了一条实验主义的改革道路，与此同时，知识引导生活以及教育改造社会的进步主义思想也逐渐深人人心。在中国的学术讲演中，杜威强调教育“是要人人受着切己的教育”，是国民人人所应享受的平等教育，而非“贵族阶级式的有特殊势力的人的教育”，中国应当实行平民教育，以“养成一般人民有知识、有能力及有自动、自思、自立的精神”。杜威的平民教育主张多与传统儒家“有教无类”的教育平等思想相契合，推动了近代以来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当时占全国总人口85%以上的乡村社会的教育问题，在“五四”前后开始为更多的人所关注。

但是，当时有限的“乡村教育已经破产”，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1919)的文章里如是断言。1921年，陶行知在《师范教育之新趋势》中也指出:中国以农立国，乡村占8500，城市占1500，六千万人居城，三万万四千万人居乡，而乡村学校却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00,“乡村教育不发达，可谓已达到极点”。这是因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这种“走错了路”的乡村教育不仅是无用的教育，胃‘软手软脚病”(不会动手的知识分子)和“呆头呆脑病”(不会用脑的体力劳动者)两种流行病的病因，而且造成了乡村的学校荒废、农民愚昧，直至乡村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严重滞后。乡村社会的破败衰落不仅使我国工业的现代发展，有失去原料供应以及有效劳动力的可能，也将严重动摇国家和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根基，欲救中国必先要救中国之农村和农民，“到乡村去”、“到民间去”逐渐成为当时社会改革的基本共识。“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塑造新的乡村社会”也因此成为这一时期诸多教育改革家们的不二选择。正如晏阳初在《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中指出的:“我们内受国家固有文化的陶育，外受世界共通新潮的教训，自觉欲尽修齐治平的责任，舍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从事于平民教育的工作而外，别无根本良谋。”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间，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等乡村教育派，就在实地调查和研究农民群体的生存现状及教育现状的基础上，积极组织和领导各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实事求是地科学规划，创造性地开展了划区乡村教育实验的推进运动。其间，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最具里程碑式的意义。他从1926年底开始，自筹经费，在南京郊区的晓庄买了10里荒山、200亩坟地，作为“活的乡村师范”的校址。1927年3月，晓庄招收了13名甘愿为农民“烧心香”的首批师范生。陶行知和学员一起，住牛棚，挑大粪，“和马牛羊鸡犬泵做朋友，对稻粱寂麦樱下功夫”，晓庄师范以完全不同于传统师范学校的新形象，成为了当时全国乡村教育运动的中心。以晏阳初为总干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在1926年8月，选择河北定县作为试验区，开展乡村平民教育实验，效果也很显著。他们用学校式、社会式及家庭式等“三大方式”，进行生计、文化、卫生、公民等“四大教育”，以救治农民贫、愚、弱、私的“四大疾病”，目的就在实现农村社会在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等方面的“六大建设”。其他影响较大的实验区有:黄炎培领导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理的江苏昆山徐公桥实验区，梁漱溟在山东荷泽、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江苏省教育学院研究部创办的无锡惠北、北夏试验区，燕京大学农村建设科的北平清河试验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