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俯视性的受众观

梁启超一生“流质易变”，但始终不变的是他追求强国的理想。在中国与西方的冲突碰撞中，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智力教育的缺乏是中国遭受耻辱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中国人的智力的启蒙是复兴中国的重要的第一步。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宣称：“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

梁启超将报刊作为启迪民智的重要手段。在《清议报》第11期《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将办报宗旨概括为“主持清议，开发民智”。开发民智就是要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文化道德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思想启蒙工作。他在《新民丛报》创刊号《本报告白》中宣布了三条办报宗旨，其中两条是“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梁启超积极从西方思想中寻找武器，向人们宣传介绍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理论知识。

梁启超认为，在封建专制统治的两千多年里，统治者惯用愚民政策，导致民众没有分辨能力。而民众若不具备足够的民智，就不可能形成对时局的正确看法。因此，对舆论进行引导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而这项任务主要由报馆来完成。报馆就是舆论机关，报馆可以制造舆论，也应担负引导舆论的职责。

梁启超精英主义的文化观，使得他把自己置于一个启蒙宣传家的居高临下的、以传者为本位的俯视性视角。他从事新闻实践的目的是教化民众，而并非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他更看重操纵舆论、强化宣传效果，而很少对受众在新闻传播中应有的地位和主动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受众在相当程度上置于一种被动的劣势地位。而在西方的舆论学理论中，受众被看做是被动中的主体，即公众在认知层面是被动的，而公众舆论对于社会民主的影响又是积极主动的，是一种从公众出发的仰视视角。

二、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本土化解读的两个基点

梁启超对西方新闻观念的本土化解读，与梁启超的调和主义的中西文化观、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是分不开的。

1.调和主义的中西文化观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异质文明的挑战，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两难处境是，不大量吸收西方文化的素养，中国不可能自强;而大量摄人，尤其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囫囵吞枣，则又可能丧失自己的文化根性。面对这种两难处境，梁启超开出的是基于自身文化自信的前提下调和主义的药方。具体表述是：“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充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

梁启超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一切有助于中国变法求存的文化、制度、学说，尝试着用西方文化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彻底的改造。他拥护“中体西用”，保守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的要素，从实用主义立场出发，吸收西方文明的要素。这就使得他对西方的批判带有了功利主义的色彩，他一直看重的并非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内在价值，而是其能“为他所用”的工具价值。

2.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存在着内在矛盾，既强调个人独立人格，又把它融解在人伦群体之中;提倡个人权利，又把它诉之于权威制约，这正是梁启超自身传统文化的认知视野局限使然。文化学理论告诉我们，文化传播是指文化从创造点散布到接受点的过程，其实质是文化价值的传播，文化价值在传播过程中会发生扩大、更新或缩小的文化演变。影响文化传播的因素有：文化的价值效用量、文化传播者的倾向和水平、文化信息在传播中途受到的干扰、文化接收者的实用价值观念和文化水平。

梁启超虽具有同时代人鲜有的世界眼光，但他毕竟是一位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营养长大的知识分子，西方自由主义人文底蕴的先天缺失，决定了他对西方新闻观念的解读难免走向偏离。与西方“以人为本”的个人本位主义传统截然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是群体本位主义。群体本位主义表现于政治领域，是“春秋大一统”的观念;在社会领域，表现为个人、家庭、国家不可分割的情感;在伦理领域，表现为顾全大局，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或局部利益，以维护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梁启超理解的自由主义明显带有集体主义的成分，他热衷于自由主义，不仅是因为其能富民，更重要的是其能强国，具有增进国家力量的效能，这样就把追求民富的自由主义变成了追求国强的自由主义。

“新民”是梁启超毕生的追求，但在他的价值坐标系中，“新民”只是“新国”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从来没有从个体立场上关心过个人自由、人格尊严、人权平等这些现代自由主义思想命题。相反，他是以团体自由为价值取向的。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他的思想中从来没有成为目的，这不能不说与中国传统的人文道义息息相关。

三、结语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带有浓重的伦理政治色彩，这与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他试图在保持自身文化的价值理性的基础上，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工具理性，以国家主义的政治目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去解读西方新闻观念，他所要做的就是将西方新闻自由思想的价值融入到国家主义的体系中，从而实现他的强国梦。因此，这种基于对西方新闻观念本土化的解读而走向的偏离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当然，它也给后世的中国新闻界提供了一个不很严谨的体认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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