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历史小说中，具悲剧命运的悲剧人物集中体现为三类：帝王、士子和女性。

不论是亡国之君如宋徽宗、崇祯等，即使是强国的统治者如福临、庄妃，其命运也不能完全由自己掌握。在皇家锦衣玉食、花团锦簇的生活表象之下，掩抑不住的是恐惧、隐忧的情绪;在九五之尊的外壳里，可能是一颗非常脆弱、屈辱的心灵。

至于士子阶层，由于特殊的文化赋予的强烈的使命感与道义心，常常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是“进亦忧，退亦忧”，无论是盛世还是末世，儒家兼济苍生的宏愿实际上是很难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体系中实现的。无论这愿望背后有着如何坚强的意志支撑，其最终实现还要系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好恶和利益需求之上。即使是逢上有道明君，士子的理想抱负也会因为复杂的利益冲突或偶然的历史谬误而郁郁不得伸;倘若不幸生在乱世又逢昏君，士子的命运注定是以悲剧而收场。若坚持自己的立场穷愁不改其志，就会或者象谭嗣同(《戊戌喋血记》)那样舍生取义，以个体生命的终结来完成理想人格的升华;或者像孔子(杨书案《孔子》)那样一生偃蹇、怀才不遇。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命运最为悲惨的还是妇女阶层。外在的文化压迫与内心的文化压抑再加上自身柔弱的先天条件使她们往往最先成为社会变故的牺牲品;而女性敏感细腻的心理结构又使她们对苦难与不幸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因而心灵的冲突往往较为剧烈紧张，在这类人物身上，更容易体现出悲剧审美意味。在新时期历史小说中，几乎容纳了古代社会的各个阶层的妇女形象，不管各自的人生道路是如何不同，她们的结局却都是悲剧性的：或者是死于非命，或者是尊严沦丧，成为封建文化与男权统治下的牺牲品。上一世纪80年代初期的农民起义军中的女性形象，由于被赋予了过多的超时代的思想内容，接近于无产阶级英雄，较少文化的因袭，因而也就没有心灵的挣扎、冲突。其悲剧性只体现在最后的壮烈牺牲上，并且由这牺牲的正义与崇高来升华了悲剧。至于那些宫中妃嫔形象，无论是得时还是失势，都将所有情感与希望寄与君恩之上，而失去自我意志与主张。比较而言，倒是流落风尘的女子如柳如是、李师师等因为境遇的特殊而具有一定的自由意志与反抗精神。但这种个体意志与反抗精神终究是有一定限度的，她们仍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要附属于男权统治之下。

构成人物悲剧命运的最重要的质素是悲剧冲突。从冲突的性质来看，新时期历史小说主要表现的是社会历史矛盾，即使是个体心灵冲突的内容，也折射出鲜明的社会文化冲突影响的印痕，因此多为社会悲剧，没有反映由纯粹人性分裂而导致悲剧冲突的性格悲剧。

具体来看，新时期历史小说中的主要悲剧冲突有四类：一、历史的必然性与个体历史活动的主观愿望的冲突;二、历史与伦理的冲突;三、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四、有限与无限的冲突。

历史的必然性是指在历史进程中不自觉地起着作用的力量，是由各种互相交错的意志所形成的历史合力，由这一合力所导出的实际历史进程往往和每一单个意志并不相符甚至互相冲突。这种历史的必然性被普列汉诺夫称为“象自然规律一样起作用的历史运动的盲目力量”④。在中国古代社会，也将其视之为人类无法把握与改变的循环消长的天道，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所谓“定数”。旧朝的灭亡往往被人认为是气数已尽，新朝的建立则是气数所钟。个体意志与这种“气数”的冲突往往是悲剧性的。封建社会晚期的宋、明、清三朝积弊已深，其灭亡之势非二、三有志之士的意愿与行为所能力挽。当这些有志之士的意愿是真诚的，或者用马克思的话说，“当旧制度自身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是合理的时候，旧制度的历史就是悲剧性的”⑤。这里是说，《金瓯缺》中的马扩，《白门柳》中的东林复社诸子，《李自成》中的崇祯，《曾国藩》中的曾国藩，《张居正》中的张居正，他们为挽救国势的危亡所作的努力虽然不能代表历史的进步潮流，但同样也可以算得上是悲剧性行为。因为他们所犯的不是个人的谬误，而是世界历史的谬误。甚至就个人品质来说，他们还具有某种优秀的质素，就其主观愿望和客观行为来说，在一定限度内还具有某种合理性和积极效果。因此，他们的命运可以称得上是悲剧人物的悲剧命运。

个体历史活动的主观愿望有时是符合历史进步趋势的，代表了新的、先进的生产力要求，但历史发展的轨迹却往往不是直线式的，而是呈现曲折反复性。这一愿望的达成要经过无数次同对立面的斗争才能实现。甚至当对立面旧势力的力量过于强大时，新生力量往往会暂时遭到失败或毁灭。这就构成恩格斯说的经典的悲剧冲突：“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⑥。而代表这一历史必然要求的人物就是真正的悲剧英雄，悲剧英雄的失败或毁灭往往体现美学意义上的壮美和崇高。新时期之初历史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这样的经典的悲剧英雄，如《戊戌喋血记》中的谭嗣同，《星星草》中的赖文光，《大渡魂》中的石达开，《李自成》中的李自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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