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先生是日本有成就的汉学家，在汉魏六朝文学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上成绩卓著，所以冈村先生关于屈原的论文，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最突出的一个例子便是日本广岛大学教授铃木修次在为他与高木正、前野直彬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所写《导论》中所持的观点：

且无须说《九歌》、《九章》不能看作屈原个人之作，就连与屈原关系最密切的《离骚》是否像传说的那样是屈原个人的创作，也还是有问题的。我认为，在南方的楚国，有一些歌唱悲愁的歌曲，犹如日本的“长呗”。它们与屈原传说相结合集中在屈原这个人物身上，而成为今日之《离骚》。

我认为，屈原名下流传的那些作品，则是围绕着屈原传说，经过一个时期，由不确定的多数人集约而成的文艺作品。[(2)]

《中国文学史》是由日本20个院校参加编写的，在日本受到很高的评价。经此书的宣传，日本新的“屈原否定论”便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冈村繁先生论文的正式发表，是在1966年(1965年他曾在日本中国学会第17届学术大会上以此为题作了报告)，即中国进行所谓“文化大革命”之第一年。而中国在1965年也已经显出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到1966年，一切传统的文化被作为封建主义的东西而否定掉了。在扫荡传统文化的黑风中，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也在所难免：秭归的一尊屈原石像就在那时被推入水中，让他在相隔二千多年之后第二次跳江。在当时对屈原提出任何看法都不为过。隔岸观火之时，冈村先生只是谨慎地在学术的范围内对屈原问题提出新见，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上，当时中国国内知识分子都人人自危，还有谁管得了这些;何况当时国外汉学界的情况也不可能介绍到国内来。

平心而论，冈村先生提出的观点，比起廖平来，要高明得多。廖平是否定屈原这个人在历史上之存在。廖平说：“屈原并没有这个人”[(3)]。他的《楚辞讲义》中说：

《楚辞》之最不可解者，莫过于词义重犯。……今定为秦始皇博士作，如学校国文一题而缴数十卷。……如《九章》乃九人各作一篇，故篇末有乱曰者，有曰者尚有六篇可考。(第六课)

《骚》，又以《九章》推之，亦当另多人所作，汇为一书，中有九天、九死、九辩、九歌、九州，同例。今依《九歌》例，以为九人作，合为一大篇，附二篇。如《大司命》、《少司命》，合为十一首。(第十课)

这些奇说，几同梦呓。

冈村先生的观点，倒与胡适的有些相近，胡适在《读楚辞》一文中说：

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胡适的结论是：屈原“是箭垛式的人物”。他说：

我想，屈原也许是二十五篇楚辞之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来渐渐被人认为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但这时候，屈原还不过是一个文学的箭垛。后来汉朝的老学究把那时代的“君臣大义”读到楚辞里去，就把屈原用作忠臣的代表，从此屈原就又成了一个伦理的箭垛了。

胡适对屈原在部分作品上的所有权保留了可能性，而冈村先生则全部予以剥夺，归给了另外的“好几位”去共有。冈村先生并不直接否认屈原这个人在历史上之存在，只是说他并非一个伟大诗人。这样的话，即使有这个人，也与中国文学无关，也就根本不是我们要研究的对象了，有与没有，也都关系不大。

铃木修次先生对冈村繁先生的观点作了发展：他不承认当时还存在不少具有相当文学素养的诗人，而将屈原的这些作品统统归给无名氏——民间歌者。

也有人将冈村的观点向另一个方面发展：肯定在屈原之外还有些作者，但不是冈村繁说的“具备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修辞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而是“楚巫集团”。这就是日本立命馆大学白川静教授[(4)]在其《中国古代文学》之第一部(《从神话到楚辞》)中所提出的观点。白川静先生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说，屈原是“楚巫”集团的“领导者”。他说：

屈原是从王族中推选出来掌握楚国祭祀仪式的圣职人物。《史记》说屈原任三闾大夫，三闾为司王族屈、景、昭三家之职。屈原大概是掌管宫廷祭祀仪式、统领楚巫的人物。

白川先生还认为屈原是“肩负着楚巫命运的人”，认为楚辞中的主要作品是巫者们的集体创作，而非“特定个人的作品”。

白川静先生对史料任意加以曲解的地方很清楚。同时，其行文中往往以“大概”之类引出推论。白川静先生的观点除了由冈村之说引申之外，也还多少受到廖平的影响。廖平说《离骚》等作品即《仙真人诗》，为众手所成，白川先生将作者由秦博士变为楚巫者。而由“仙真人”联想到巫，也是比较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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