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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新唐书》的修撰虽然已经不属于唐代的文化现象，但要考察唐代的文化，却又离不开这两部唐史。而两部书分别修成于五代前期和北宋前中期，反映两个不同时期对于唐代历史的不同认识。为了对研究唐代文化提供一些阅读方面的参考，特对两部唐史的异同作以比较。

一  纂修情况考辩

了解两部《唐书》的编纂情况，有助于把握两部唐史的异同。同时，也由于有某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弄清楚，故对两书的纂修情况略作考辩。

一、《旧唐书》的纂修

《旧唐书》从筹集史料到最后纂成，经历了后梁、后唐、后晋三代，前后25年，成为整个五代时期最重要的史学活动之一。

后梁取代唐朝14年，末帝龙德元年(921)，便开始搜集唐代史料，以备“勒成一代典籍”。经后梁、后唐两代史馆近20年的努力，到后晋天福六年(941)二月，开始进入正式纂修阶段。晋祖石敬塘下诏：令户部侍郎张昭远等修撰唐史，以宰臣赵莹监修。赵莹即从两个方面着手组织编纂。其一，根据史馆所缺史料，奏请下诏购求唐武宗会昌元年至唐昭宗天祐元年“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事、史馆日历、制诏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其二，与张昭远一道制定了完整的修史计划，并提出若干具体措施：司天台自唐高祖武德元年至昭宗天祐元年，“为转年长历一道，以凭编述诸帝本纪”;文武两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讳、行业、功勋状一本，如有家谱、家牒，亦仰送官，“以凭纂叙列传”;太常礼院、太常寺、大理寺、司天台、御史台、兵部职方、秘书省等部门“备录”、“条列”各相关材料，以凭撰述礼、乐、刑法、天文、律历、五行、职官、郡国、经籍等志。[1] 两年以后，赵莹出任晋昌军节度使，离史任，未竟其业。但是，编纂工作在张昭远的具体主持下，仍然依计划继续进行。因此，史称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2]。接替赵莹的是由晋昌军节度使入为宰臣、监修国史的桑维翰，一年多以后，又改以刘昫监修国史。到出帝开运二年(945)六月，首尾5年，这部唐史最后纂成，由监修宰臣刘昫及张昭远等上奏。后世以此书由刘昫领衔上奏，故题名“刘昫等撰”。

从整个纂修过程来看，这部唐史的监修先后调换过3人，即首任赵莹，次任桑维翰，刘昫居末。赵莹“首有力焉”，桑维翰依重张昭远，刘昫拍板定稿，他们的作用都不应忽视。

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工作的，先后总计9人。他们是：张昭远、贾纬、赵熙、王伸、吕琦、尹拙、崔棁、郑受益、李为先(一作光)。其中，张昭远始终具体负责其事，用力最勤。贾纬受诏不久即去职守丧，书成前一年起复，主要贡献是其《唐年补遗录》65卷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难得史料。赵熙始终其事，“竟毕其功”。王伸于书成之日，身列“恩奖”名单。吕琦预修唐史，史称“有能名”。

修成之初，因避石敬塘名讳，不叫唐书，而谓之为《李氏书》或《前朝李氏纪志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