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谶谣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最典型的是所谓“童谣”，即儿童也能诵传扩散者。上面引录的谶谣中即有数则为典型的童谣。再就是谶语、谶诗，其用语比一般童谣可较艰深也更隐晦，上面也都有引录的例子。书面和口传的形式之外，还有碑载谶谣。例如有记述说，当年桂林城外村民曾掘出一碑，其碑文云：“三星日出共照天，有福作主救人善，万人识得禾救饥，手扶日头好上天。”(注：汪kūn@⑤：《盾鼻随闻录·异闻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第406页。)另有图谶者，这种形式往往配有谶谣文字，像上引《推背图》中的“谶”、“颂”即对图谶的配文。

总之，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及其变种，不但数量颇多，而且内容和形式上也皆繁杂多样，不能一一备举，上面只是示例而已。

二

那么，为什么当时谶谣能够盛行呢?这自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原因和生发土壤。

清朝与太平天国双方对垒斗杀，战乱经年，兵连祸结，人心惶恐，社会动荡迷乱，给人们心理上造成严重的危机感，越是觉得无法把握时局动向和个人命运，便越要诉诸异己的神秘力量。而从中国的历史传统看，尽管没有过像基督教之于西方国家、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国家那样的维系全民族精神的典型宗教，但所谓“神道设教”的特殊人为宗教基础是深厚的，为统治者所认可的诸多神qí@⑥的祭祀更是其礼法中的重要内容。而五花八门的迷信和数术也是源远流长，像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说，谶纬预兆、扶乩占卜等术，都曾非常流行。即使有的事项被统治者列在当禁的“邪门歪道”之内，事实上也是禁而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及至太平天国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适应特定社会心理的需要，神秘文化又得以明显“复兴”。再加上太平天国有关因素的刺激，使之更为变本加厉。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与拜上帝教息息相关。起义的组织发动是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该教，太平天国正式建立特别是奠都天京有了施政条件之后，更是把拜上帝教作为国教推行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拜上帝教并不真正是基督教，它只是吸收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素材，结合中国民间宗教和巫术，并杂糅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一些成分，形成的一个特别教种。它不但脱不出宗教所必然具有的神秘性，而且比一般宗教的迷信色彩更为浓重。像天父天兄下凡之事，形式上即类同于民间盛行的降僮术。这不但施行于起义之前，而且起义乃至奠都之后在重要军政活动中仍屡屡用之。太平天国的若干重要文献中，甚至包括诏书谕旨，都不乏怪诞的神话素材和谶语之类(具体事例见下文)，其神秘性非常突出。这与当时清朝社会也具有的神秘政治文化氛围相激相荡，发生“谐振”效应。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条件下，谶谣作为神秘政治文化事物的表现形式之一，与其他各种形式者一同盛行开来。

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谶谣，其传播和生效离不开有广大信实的受众。在当时浓重的神秘政治文化氛围中，不消说普通民众，即使文化素质较高的官绅阶层人员，也难以能够自觉鉴别和排除谶谣信息中的迷信成分。像上面提及的赵烈文，平时就颇为关注和相信谶语谶谣的预兆性，在其日记中即多有记载，业已述及的他对“人丁口”方谶谣灵验的信实，就是典型的例子。甚至他对文牍用语之类，都会随时从谶意上去揣摩思虑。如他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初一日(时尚未入曾国藩幕)的日记中记曰：“上年浙漕尚未至淮，上下俱各淤浅，不得已仍还故处，改由海道。有司文移俱称‘倒运’，殆为语谶。”(注：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一》，《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24页。)可见其人在这方面是多么敏感和疑忌。他经常性地观天象而卜人事。就在方才引述的同则日记里，他即记下：“一月之中，天裂、地震、日食、月蚀、星变，叠示警象，恐非佳兆。”当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间太平军“陷长兴，湖州大警”之际，他在该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道：“前暮余登潘公桥望西方氛，气色愈恶，即向槐亭(赵之僚友)言，长兴旦夕必有变，槐摇首不信，昨果报警甚急，槐始信余言。”(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四》，《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148页。)可见他非常迷信这类事情。此外，象“阴兵”、“鬼祟”之类不可能真有之事，他也颇为信实地屡屡记入日记之中。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对谶谣的相信自然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曾国藩这流人物，对谶事亦不乏觉得不可捉摸又不可不信之时。譬如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间，曾国藩正在家居，有人在他家请乩，一开始，就出了个“赋得偃武修文(字谜‘败’字)”的判词，曾国藩正惊讶败字不知何所指，乩判回答说是“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当时湘军刚取得九江战役的胜利，气机正盛，曾国藩仍大惑不解败从何言，乩又判说“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几个月后，即有湘军在三河的惨败，曾国藩之弟曾国华也死于此役。事后，曾国藩忆起扶乩之事，颇有恍然大悟的感触：“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指曾国华)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45页。)扶乩判词亦即谶语的一种，曾国藩辈对此尚如此迷惑，何况平民百姓。这反映着当时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心态。对作为更为通俗的谶语形式的一般谶谣，其受众的广大自然更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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