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认为，在这些档案中，《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无疑是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外交史最有力的史料支持。原因有四：第一，相较于之前中外已知的史料(包括已出版与未出版的)，《始末》从史料的可信度而言，是好于“次料”的“原料”，即原始材料而非道听途说;第二，就中国近代外交的特点来看，甲午以前的中国外交尚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中方的资料能带来学术上的新贡献;第三，《始末》不仅系统，而且所披露的谕令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同类书籍，如《东华录》、《圣训》等，也就是说，提供了大量新史料;第四，《始末》是官方文件，因此有些在私人文集中被抹去的奏稿，在《始末》中却全文保留了下来。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批档案、没有《筹办夷务始末》的发现，蒋廷黻要进行琦善研究是不太可能的。马士书中对琦善的言行的叙述只有只言片语，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更谈不到有什么史料了。而国内对琦善的评价又一边倒：妥协、投降、开门揖盗。相比于国内外对林则徐的巨大兴趣而言，琦善与鸦片战争的这段历史十分单薄。利用故宫档案，蒋廷黻首次填补了这个空白。并激起了后世学者对其研究的兴趣。

其次，他十分注意中英文件往来中的翻译误差。对比了英国在大沽递交的巴麦尊致中国宰相的照会的中英文版本后，他认为，英国的文件书写固然有一定的问题，但中文译文还是与英文原文有差距，如将英国的动机译成了“求讨皇帝昭雪伸冤”。尽管蒋廷黻没有明确提出或承认鸦片战争就是一场文化战争，但他的确认为文化的不同导致了沟通中的障碍。在有些学者那里，这种误差因为怕沾染上“文化战争论”的色彩，而故意被抹去了或扭曲了发生的具体原因及过程;有些仅仅只提到其结果，还有一些不仅不提，并且一直沿用林则徐时代以来广为流传并成为定论的说法，即这是琦善故意陷害林则徐。

第三，破除神化林则徐、丑化琦善的书写传统。蒋廷黻之前，国内说林则徐好话的多，说坏话的少。即便说了林则徐的坏话，也不会因此就说琦善的好话。而蒋廷黻的琦善研究不仅是说了琦善的好话，还同时说了些林则徐的坏话，用茅海建的说法就是“扬琦抑林”，拿今天的鸦片战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破除林则徐的神话与重新研究琦善的罪名这一点上，蒋廷黻的成就并不算突出，但却开风气之先，真正做到了他所追求的“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

第四，建立了新的外交史研究和书写的标准。李恩涵认为，“这篇文字的篇幅虽然不长，但却有断、有论、有史实的考证，也有是非的评定，而且时而从当事人设身处地的境况来论述，时而从传统的或西方的国际关系的型态上来分析，我们固然不必同意他所做的一些论断，但它确为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开辟一新途径，也建立了研究与写作中国外交史的新标准”。但蒋廷黻所建立的标准还可以更具体一些。比如说，研究中国外交史是不是可以把已有的史料拿来就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首先鉴别了时人议论的真伪。对战况的考察也注意中外对比，从而揭示出鸦片战争史中急需重新认识的一个新领域。这种交叉对比、多档案、多视角的方法今天看来已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准则，在当时的中国用于鸦片战争的研究却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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