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历志一》中，载有当时天文学上"中法"和"西法"直接较量的史料八条，包括日食、月食、行星运动三个方面。这八次较量都是完全以"密"为判据的--双方预先公布各自推算的未来天象，届时由各地观测的结果来衡量谁的推算准确。对于此八条珍贵史料，笔者先前已经逐一作过考证，此处仅列出这八次较量的年份和天象内容：

1629年，日食。

1631年，月食。

1634年，木星运动。

1635年，水星及木星运动。

1635年，木星、火星及月亮位置。

1636年，月食。

1637年，日食。

1643年，日食。

这八次较量的结果竟是8比0--中国的传统天文学方法"全军覆没"，八次都远不及"西法"准确。 其中三次发生于《崇祯历书》编成之前，五次发生于编成并"进呈御览"之后。到第七次时，崇祯帝"已深知西法之密"。最后一次较量的结果使他下了决心，"诏西法果密"，下令颁行天下。可惜此时明朝的末日已经来临，诏令也无法实施了。[15]

而且必须强调指出，能够显示"中法"优于"西法"的材料，在《明史·历志》中一条也没有!这就有力地表明：当时耶稣会士和徐光启、李天经等人所掌握的以Tycho体系为基础的西方天文学方法，较之中国传统方法，有着极为明显的先进性。这当然是以"密"为判据的--值得注意，即使是反对西法的保守派如冷守忠、魏文魁等人，也完全赞成以"密"为判据来定优劣，所以才屡屡和对手一同去进行实测检验。

多次实测检验无一例外皆为西法优胜，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李约瑟认为，当时耶稣会士所持西方天文学有以下六点较中国先进：[16]

1、交食预报

2、以几何方法描述行星运动

3、几何学小日晷、星盘及测量上之应用

4、地圆概念和球面坐标方法

5、新代数学和计算方法、计算工具

6、仪器制造

这是颇为全面的归纳。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略加讨论。当年王锡阐对于中法之负于西法不服，谓："旧法之屈于西学也，非法之不若也，以甄明法意之无其人也。"[17]坚持认为中国传统方法并不比西方的差，只是掌握运用未得其人，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这才屈于西法。其说很容易从感情上在后世乃至当代获得赞成者，然而无情的历史事实是，西方天文学引入之后，中国学者竞相学习，再也没有人如王锡阐所希望的那样以"甄明法意"为己任了。王锡阐本人是进行这种努力的最后一人，他的《晓庵新法》凝聚了他的心血，寄托了他的希望，然而并不成功。[18]　再往后，现代形态的西方天文学全面植入中土，连中土的"法义"也成为历史陈迹，当然更不可能证明中法会有多少"潜力"──中医在西医大举进入后，至今保持生命力，可以证明它确实有潜力;而如今全世界都只有同一种天文学在实际运作，恐怕只能说明，众多古老文明中的传统天学，还没有任何一个具有能与西方天文学相颉颃的潜力。

2　“阻挠说”完全不能成立

这里要讨论的"阻挠"，暂时仅限于天文学，即耶稣会士是否曾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乃至阻挠中国人接受近代天文学。至于本文后面的结论能否从"近代天文学"推广至"近代科学"，兹事体大，非本文所拟论述。

甲、罗马教廷对Copernicus学说态度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