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只需简单列出一个大事年表即可，为了方便读者掌握本文讨论的线索，此处将一些有关事件也一并列入：

1543年，《天体运行论》出版。

1616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训诫"，警告他不得持有、传播和捍卫日心说，只许将日心说视为假说，而不能视为真实的理论。《天体运行论》被列入《禁书目录》。

1633年，Galileo受到宗教裁判所审判，判处终身监禁，其著作《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列入《禁书目录》。

1728年，J. Bradlay发现光行差，构成对日心地动学说的有力证据。

1757年，罗马教廷取消对Copernicus日心学说的禁令。

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正面介绍了Copernicus日心学说。

1799年，阮元在《地球图说》序中激烈攻击Copernicus日心学说。

1822年，《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被从《禁书目录》中删去。其实在此之前该书早已在欧洲广泛流传。

乙、三位与Copernicus学说有关的来华耶稣会士

流行多年的"阻挠说"，其思路其实颇为简单，可以归纳成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罗马教廷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烧死Bruno，审判Galileo)

小前提：来华耶稣会士是罗马教廷的忠实助手

结　论：来华耶稣会士仇视和害怕Copernicus学说

根据这个思路，某些学者(包括对这一时期的中西方文化颇有研究的学者)认定，耶稣会士必定阻挠中国人接受Copernicus学说。

上面这个三段论，初听起来似乎就象"凡人必有死，Sokrates是人，Sokrates必有死"一样雄辩，其实是大有问题的。首先是大前体就不象"凡人必有死"那样简单，更大的问题是，Sokrates是"人"的子集，而来华耶稣会士并不是"罗马教廷"的子集。特别是在对待Copernicus学说的态度上，他们并不象有些人士想当然所臆断的那样，和审判Galileo时的罗马教廷完全一致。早期来华耶稣会士中，至少有三位与在中国传播Copernicus学说有关：[19]

第一位是卜弥格(Michael Boym)。他在1646年将一套Kepler编的《鲁道夫星表》(Rudolphine Tables)转送到北京(《北堂书目第1902号》)，热情称赞此书"在计算日全食、偏食和天体运动方面是独一无二的、最好的"。[20]该书是Kepler违背了Tycho的意愿而按照Copernicus体系编成的，其中大量采用了Tycho的观测成果，是当时最好的星表。

第二位是穆尼阁(Nicholas Smogulecki)。他曾在南京传播Copernicus学说。这件事在国内不少读物中还被编造成绘声绘色的故事，流传甚广。

第三位是祁维材(Wenceslaus Kirwitzer)。"肯定是一个Copernicus主义者"，[21]可惜在1626年短命而亡。

上述三人都是耶稣会士，而且发生的事又都在罗马教廷"训诫"Galileo并颁布包括《天体运行论》在内的"禁书目录"(1616)之后。穆尼阁传播Copernicus学说更在教廷审判Galileo(1632)之后。这足以证明来华耶稣会士中在此问题上并不是与教廷完全一致的。

此外，J. Bradlay在1728年发现光行差，成为对日心地动学说的有力证据，教廷在1757年取消了对Copernicus学说的禁令，于是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在1760年借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之机，介绍了Copernicus学说。蒋友仁也是耶稣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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