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我们不难注意到它们所反映的现象的一个共同表面特征，那就是，一度的高度发展和遥遥领先并没有保持下去，并没有产生更积极的历史后果，而是走向了衰落(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中国传统航海事业的衰落以1433年下西洋活动被停罢为标志，中国传统科技衰落通常公认发生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而且这种衰落都发生得比较快，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这样两件如此相象的事情?在深层上，这两个事件具有可比性吗?它们的性质和背后的原因有什么共同之处吗?本文正是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以期起到抛砖引玉之效。

郑和谜题和李约瑟难题的维度

首先应当对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本身的内涵和维度有个分析。所谓李约瑟难题是问：什么东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李约瑟把它作为他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和文明所要尝试回答的三大问题之一。李约瑟在长期的研究中注意到了中国传统的科学和技术是一度居于世界最先进行列的【3】，然而后来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就自然使他大惑不解。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他完整地构建和反思中国科技发展史和是非常重要的。

前一段时间，上海同济大学的江晓原教授和北京大学的吴国盛教授等一些学者均表述了一个观点，认为李约瑟问题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由是引起了各方面很大的反响和争论。他们的观点是，由于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现在意义上的科学，那又何谈中国科学在近代的落后于西方呢?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和西方科学(无论是古代形态的还是近代科学)二者本质不同，何谈比较?他们认为，李约瑟难题是因为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科学观的角度——即现代(近代)科学为自己设定的“普遍性”误区——上看问题才产生出来的一种徉谬。但是，这个看法只是否定了就前现代意义上的科学进行中西比较的可能性，而没有否定中国古代有科学。因为，正如他们所言，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的说法是基于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所以只要我们自觉转换视角，也就是说屏弃西方的科学观，而认为任何一套知识体系都是一种形态的科学，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古代有科学，而且以一种“后现代”的形态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西方，science也有此种用法。有人问荣格：‘为什么像中国这样一个聪慧的民族，却没有能发展出科学。’这差不多是半个李约瑟问题了。荣格回答：‘中国的确有一种‘科学’，其标准著作就是《易经》，只不过这种科学的原理就如许许多多的中国其它东西一样，与我们的科学原理完全不同。’【4】那么，如果中国古代有科学，而现实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传统中断了，被迫接受了西方传入的近代科学知识体系，并且在此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中国的科学是落后于西方的，这就有个寻求解释的工作了。这样，即便我们因为科学有着不同定义而产生出了科学体系间的比较能否成立的问题而避开进行比较，也就是说不用“为何落后”的提法，而说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脱离的其自我发展的轨道而在近代为西方科学所“颠覆”，这样李约瑟问题就仍然是有意义的。其实这也与李约瑟表达该“问题”的时候用的文字是非常相近的，而并非对其之变通：李约瑟说的是“什么东西阻碍中国科学技术由经验科学向近代理论科学的演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就是说中国传统科技在近代的断裂是如何出现的，而没有说中国传统科技为何在近代落后了，也就是说他的原话中并没有使用比较的概念。而把李约瑟问题理解为中国科技为何在近代落后了不过是对该问题的一种通俗表达而已，是不严密的。上述的围绕李约瑟问题产生的争论的问题在于太狭义地理解了李约瑟问题并纠缠于文字、概念之中，而没有注意到李约瑟问题真正的价值在于提示了一种现象，启发我们去考虑其中的原由。这就是坚持李约瑟难题的意义所在。就李约瑟问题的“真伪”提出的质疑还有以下两种看法：一是说李约瑟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中国古代领先的是技术，而非科学，且不论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三是个别技术领域的领先不等于整体领先，在中西方缺乏沟通和交流的古代，李约瑟难题式的整体横向比较没有意义。这两个观点，在澄清了前述的问题后就不攻自破了。

对“郑和迷题”可以有这样几种问法，一个是为什么是哥伦布而不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大陆(这里以发现美洲大陆为例，当然也可以问：为什么是麦哲伦而不是郑和实现环球航行?)?这是一种就事论事的问法，是在西方视角下的哥伦布等人航海“成就”的“启发”下提出的问题，多少有点形而上学的意味。这种提问意义并不大，而且实际在内涵上是指向下面要给出的第二种问法的。为什么说意义不大呢?其实可以问一句，郑和航海为什么一定要发现美洲?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在不经意间接受了西方对于哥伦布人的活动及后其果的观点，认为他阴差阳错地发现了美洲是一个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从而下意识地追问一句为什么不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其实我们关心的不是他是否发现了美洲这个地域，而是想问：为什么郑和航海活动没有对中国或地区的文明、历史进程产生更积极的影响?这就是郑和迷题的第二种问法。这个积极当然是指为什么没有带动中国和所影响区域较欧洲更早走向近代化和富强和过程，就象哥伦布航海对欧洲历史和文明进程的影响一样。这也应当说是比较突显郑和迷题的真正内涵的问法，由此才可以与李约瑟难题产生比较的问题。

历史地比较

(一)

郑和迷题和李约瑟难题之所以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共同原因就是在强势的封建秩序下，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得不到正常的发展，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和传统航海事业均缺乏新兴社会力量的带来的创新活力，缺乏深刻的社会动力，特别是来自经济方面的动力。

中国到了明代的时候，已经产生了向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自发过渡的种种迹象【5】，但是商品经济的萌动终于还是被封建的重压熄灭了。在明代时我国封建统治的势力正当顶峰，为了稳固其封建统治基础，必然要强化重农抑商的政策，因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同封建制度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商业的平等、互利、自主、对等等特点与封建制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和等级秩序是互相冲突的，商品生产和其流通范围的扩大，将导致封建制度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的崩溃，所以封建统治者必定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视为一种威胁。

活跃的航海贸易自然会带来商品交换的活跃，商人阶层力量的壮大和商业意识以及商业传统的积累;大规模的郑和下西洋在下番物品采办等方面又“刺激了国内商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的活跃发展”【6】，走向了其设计者所始料不及的反面。这些都是为封建统制秩序所忌讳的，因而开海派和禁海派的斗争在持续地曲折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