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西藏在1913年，尤其是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表现了某种企图独立的倾向，那么在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及藏、英矛盾的酝酿，西藏方面显然已逐渐远离了它在西姆拉会议上的立场。1919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公开向朱绣等人表示：“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11

1929年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派贡觉仲尼及洛藏娃·楚臣丹增为代表9赴南京接洽恢复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9月，贡觉仲尼面调蒋介石;“声明达赖不亲英人，不背中央，愿迎班禅回藏。”12

193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对前往西藏搞调查的文官处书记员刘曼卿说：“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念，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故彼来均虚与周旋，未尝与以分厘权利。中国只须内部巩固，康藏问题，不难定于樽俎”。13又曰：“至于西康事务，请转告政府，勿遣暴厉军人，重苦吾民，可派一清廉文官接收。吾随时可以撤回防军。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14

同年8月，十三世达赖喇嘛致民国政府驻藏办事处长官陆兴棋函，表示：“敝处遵即承认中藏一家，恢复旧制，以副尊嘱”。15

同时，噶厦亦致书陆兴棋曰：“中央各当局爱护西藏，尊祟达赖，慧心至深且切。京中原拟番五月内召集西藏会议，即派代表列席，协商藏中苦况，并请求恢复旧制各情，大有裨益，诚为金石之言，不胜铭感之至。 当即转邀藏王暨达赖佛爷，恳请速派代表，已蒙允准……。”16

十三世达赖喇嘛及噶厦的上述言论及所表明的姿态至少可说明两点：第一，西藏当局在当时已完全改变了在西姆拉会议时的立场，并的确希望改善同中央政府的关系。而从当时藏、英矛盾逐渐酝酿，尤其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后期对英人的作法日渐不满的背景来看，西藏方面这种立场和态度的转变是真实可信的。第二，西藏方面并非以“独立”的身份来同民国政府交往的，相反，而是以“不亲英人、不背中央”、“中藏一家”、“都是中国领土，何分尔我”以及“西姆拉草约亦可修改”等前提来谋求与民国中央政府改善关系的。事实上，我们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发现，1912年以来除了《蒙藏协定》(西藏方面很快宣布它无效)外，西藏方面从未以任何形式对外宣称过独立。17

不可否认，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尤其是在1940年热振去职及以达扎活佛为首的亲英势力掌握西藏地方政权以后，西藏方面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曾一度趋于紧张，在此背景下，西藏分离势力再次图谋独立。但是如果我们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西藏当时所采取的“独立”行动，事实上恰好反映了其地位的不独立。

1946年，西藏地方派代表参加在印度举行的泛亚洲会议。当时英国驻江孜商务代表黎吉生(Richardson)在策划这一行动时，曾对噶厦“外交局”总管索康。旺清次登说：“如果西藏政府这次派代表出席会议，就能体现出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从目前的世界形势来看，正是搞西藏独立的太好时机，务必要派出代表出席会议。英国政府已经表示要为西藏独立从各方面给予支持。此外，为了预防来自内、外等各方面的干扰，对派代表团一事，要严格保密”。18不久，黎吉生再次向噶厦献计说：中国中央政府已得悉噶厦派人参加“泛亚洲会议”一事，现发表声明反对，建议噶厦马上向该团团长发报;令代表团在中央代表团之前赶到新德里，造成既成事实。19英国对此次行动的策划和前后遮掩的做法，实际上已表明西藏当时并非是一个“独立国家”。

西藏的非独立地位，还可从当时发生的另一个事件得到有力证明。1913年西姆拉会议上藏英双方私下达成秘密交易：英国以帮助西藏获得独立和收复西康两个条件为诱饵，企图换取西藏方面对麦克马洪线的承认。当时，噶厦司伦雪康在将西藏地方政府同意此项交易的决定通知夏札时，曾明确写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