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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实来看，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腐朽的封建统治，翌年在拉萨发生了“壬子事变”，即西藏方面驱逐清朝在藏统治势力。之后，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出现了一系列的困难和曲折，这些困难和曲折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西藏与中央政府政治关系的松驰。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困难和曲折，无疑是一个较为复杂和棘手的问题。之所以复杂和棘手，是因为那个时期西藏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在表面上存在游离性。这种状况往往很容易使人们因政治立场、角度乃至文化的差异而得出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一个核心的、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是：在这期间西藏是否获得了独立?

一、西藏的独立倾向

必须承认，在1912年以后，西藏与中央政府的政治关系不但处于一种相对松驰的状态，而且西藏当时的确曾产生了力图脱离中因而独立的倾向。这种独立倾向主要表现在：

一、1913年1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读堪布德尔智前往外蒙古首府库伦(今乌兰巴托)，与外蒙签订了互相承认各自为“独立国家”的所谓《蒙藏协定》。此协定声称“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离，自成两国，因两国信仰同一宗教,而欲增进古来互相亲爱之关系”，今后凡遇“内忧外患，皆当永远互相赞助”1。

二、在1913年10月由中、英两因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参加的西姆拉会议上，西藏地方代表夏札·边党多吉在英国唆使下提出旨搞搞“西藏独立”，企图损害中国主权的所谓“六点声明”。

三、1921年以后，西藏上层中始终有一部分人妄想依靠英国势力来实现西藏的“独立”。如1943年西藏地方成立“外交局”，1946年受英印指使派代表团赴印度出席“泛亚洲会议，1948年派“商务代表团”赴美、英、法、意等国，力图寻求国际支持等。这些行动均说明西藏当时确有搞独立的企图和倾向。

但是，如果我们稍作系统观察即不难发现西藏在1912年到1949年期间所表现的独立倾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盲目性。这突出地表现于以下两点：

第一，最典型地反映了西藏独立倾向的两个行动，即与外蒙古签订《蒙藏协定》和在西姆拉会议上提出所谓六点声明，均发生于同一年，即l913年。

1913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当时的形势是清朝灭亡前夕在西藏采取的一系列激进的改良措施，激化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矛盾。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由于军纪极坏的入藏川军的严重威胁，被迫出走印度。1911年，清朝灭亡，驻藏清军随之发生内江，并凭籍武力抢劫寺院、商店，屠杀无辜群众，给西藏社会造成很大破坏和混乱，从而激起了不明真相的部分藏族群众对进驻拉萨的川军的仇视情绪;这种情绪在1912年驱逐了清朝所有官兵、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印度返藏以后依然笼罩着西藏。这一点，从十三世达赖喇嘛返回拉萨后所采取的大规模报复行动可得到证实。十三世达赖喇嘛返藏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对在他流亡期间与清朝官员共事的西藏僧俗上层及寺院进行严厉惩办。丹吉林寺因曾公开支持联豫、钟颖而被解散;哲蚌寺规模最大的洛色林扎仓遭到镇压、大堪布元典喇嘛被暗杀;身为噶伦的大贵族擦绒·汪曲结布因同联豫关系密切，父子两人均被杀害，其庄园被没收;其它受牵连而获罪的藏人为数尚多，甚至连九世班禅额尔德尼也未能幸免，被“罚银四万两”2。与此同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对驱逐川军有功人员及跟随其流亡印度的随员大加擢用，一些人(如达桑占东等)由平民跃居要职，并成为札萨克贵族;从这些激烈行动来看，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完全被一种强烈的对汉人及中央政权的仇视情绪和心理所驱使，而这种情绪和心理无疑在当时的西藏社会中占据了上风。很显然，这种情绪和心理也正是直接构成西藏在1913年产生强烈的独立倾向和相应行动的主要背景。不过，这种情绪在西藏并未延续。

在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下令召开的一次征询西藏各方代表对今后政务意见的会议上，有不少人指出中断与中央关系将会产生严重后果并主张保持与中央的关系这些意见很快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从最初的报复心理和情绪中冷静下来。故在1919年，当民国政府电令甘肃省督派出李仲莲、朱绣为首的代表团赴拉萨商谈双方关系及有关事宜时，十三世达赖喇嘛亲自接待，立场已发生明显改变。他对朱绣等人称：“余亲英非出本心，因钦差逼迫过甚，不得已而为之;此次贵代表等来藏，余甚感激，惟望大总统从速派全权代表，解决悬案。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至西姆拉会议草案，亦可修改”4，还指定专人与中央政府联系。自此，西藏方面与中央政府的联系逐渐恢复。

从十三世达赖喇嘛前后立场发生的这种变化来看，西藏方面在1913年产生强烈的独立倾向和相应行动是当时弥漫于西藏的由清末腐败统治而激起的仇汉情绪的—种反映，是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产物。由于这种独立倾向在西藏社会中缺乏固有的、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与西藏当时处境及所面临的复杂的外部环境不相协调，所以仅在数年之后，西藏方面实际上已开始改变自己的立场。由此可见，西藏在1913年所表现的独立倾向具有很大的情绪色彩和非理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