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许多政治笑话的创作，体现出赢得千百年赞赏的文化幽默和语言艺术。但是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政治笑话作为特殊的社会舆论方式的性质。在古时专制时代，意识形态的控制历来严密。普通的民众没有直接批评政治体制、行政方式以及执政集团成员的可能，只能以曲折隐晦的形式表达心声。政治笑话的传播，就是这种形式之一。而通过政治笑话所表露的，是真正值得重视的真民意，真民情。人们通过这种形式，情感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比较自由地抒放，百无遮拦，痛快淋漓。而就效力而言，这种形式的穿透力和杀伤力都是相当可观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对于“手段越来越卑鄙无耻”的政治势力，“就是用最厉害的字眼来评论它们还显得太软弱无力”，“那末，最好是采用其他办法，不要厉害的字眼而又能保证有力量和富于表达力。这种办法是有的，即主要是利用讽刺、讥笑、挖苦，这要比最粗暴的语言更能刺痛敌人。”(《致爱·伯恩施坦》(1882年6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336页)

腐败，是历代官场的痼疾，也是传统体制下最普遍的政治现象。中国古代的政治笑话，许多是从对贪官污吏的讽刺入手，揭露黑暗政治的。如这篇小文开头所举的几例。然而，中国古代政治笑话对于当时政治之不合理性的批判，又是多方位的。除了对于官吏的贪昧多有讽刺外，对于其愚暗、谄媚、虚伪、骄恣、怯劣、险诈、糜烂、妄诞等恶性与恶行的批判，也是中国古代政治笑话的主题。

《解慍编》卷二《官箴》有“新官贺词”条，说新官到任，三日大宴，乐人致词说道：“为报吏民须庆贺，灾星退去福星来。”新官因“福星”的称誉大为欢心，问贺词是何人所撰，有意表示感谢。然而乐人答道：“本州自来旧例如此。”这则笑话直说官场“旧例”，却从较深层次揭露了政坛风习的虚伪和丑恶。又如“有天无日”条说，正值炎暑季节，官员欲寻避暑之地。有人说“某山幽雅”，有人说“某寺清凉”，一皂隶则说：“细思之，总不如此公厅上可乘凉。”官员问其故，回答说：“此地有天无日头。”这里“有天无日”的说法，已经明指政治的黑暗。

清人编辑的笑话集《笑笑录》中，有说到“首县十字令”的：“红，圆融，路路通，认识古董，不怕大亏空，围棋马吊中中，梨园子弟殷勤奉，衣服齐整言语从容，主恩宪眷滿口常称颂，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又有“副贰十得”：“一命之荣，称得;两片竹板，拖得;三十俸银，领得;四乡地保，传得;五下嘴巴，打得;六角文章，发得;七品堂官，靠得;八字衙门，开得;九品补服，借得;十分高兴，不得。”又有讽刺官员酒醉胡言的故事，说某县令醉中升堂断案，拍案喝打，衙役跪请问道：“打若干?”县官伸指说：“再打三斤!”中国古代政治笑话的这些形式，已经形成了某种套数，常常袭用传统格式而变换新的内容，这也是值得注意的。

政治笑话并不是都是仅仅针对官场中人的。中国古代臣民心理中的奴性传统，也是讥讽的对象。如《笑得好》初集“归去来辞”条说，有一人偶然朗读古文：“临清流而赋诗。”旁边有一人急忙问道：“何处临清刘副使?为甚的不早些对我说?让我好奉承奉承他。”读古文者答道：“此乃《归去来辞》。”这人于是改颜缓说曰：“我只道他是个现任的官儿，若是这个归去来辞的官儿，我就不理他了。”

金天基《笑得好·自叙》说，“全要闻笑即愧即悔，是即学好之人也。”《笑得好》初集引言又写道：“人以笑话为笑，我以笑话醒人。虽然游戏三味，可称度世金针。”可见有些政治笑话的创作，有规劝讽刺对象自律的动机。

鲁迅说，“用玩笑来对付敌人，自然也是一种好战法，但触着之处，须是对手的致命伤，否则，玩笑终不过是一个单单的玩笑而已。”(《玩笑只当它玩笑(上)》，《花边文学》，《鲁迅全集》第5卷第520页至第521页)如同所有的文化产品不能超越制作者的思想局限一样，中国古代的政治笑话毕竟也是本身所讽刺的时代的产物，必然不能摆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因而也往往难以避免某些不健康的、低级趣味的成分。此外，在现存的古代笑话书中，几乎看不到对于最高统治者——专制帝王的直接的讽刺。也可能在当时民间的口头创作中并非如此，我们所见到的传世资料已经经过了书面文字的加工。

古代笑话对于政治史和社会史学者来说，可能是值得重视的文化富矿。如果有人编一部中国古代政治笑话选粹，辑录比较典型、比较精致的中国古代政治笑话，并且就这种民间文学形式的出现、传播、流变、思想倾向、文化内涵以及社会影响进行必要的总结和说明，这对于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质，应当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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