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族史

中亚古代民族渊源及其历史活动问题的研究，是学术界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之一。近年来，相关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使一些历史问题的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余太山著《古族新考》(中华书局，2000年6月，122千字，1+3+174页，10元)，就塞种诸部的渊源提出新说，认为昊氏、陶唐氏和虞氏诸黄帝系统有可能是其渊源之一。王欣“吐火罗人的族属与族源”(《西北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一文，利用比较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和考古学等有关研究成果，对吐火罗人的族属和族源进行了探讨。荣新江“隋及唐初并州的萨保府与粟特聚落”(《文物》2001年第4期)一文，则依据山西太原出土隋代虞弘墓(1999年)和西安出土北周安伽墓(2000年)中的有关发现，就萨保府和粟特聚落问题，特别是隋唐之际并州(太原)地区这两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公元7-9世纪活跃于漠北历史舞台的突厥、回鹘、葛逻禄、沙陀等诸族对中古中亚历史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两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不多，但亦有几篇重要论文发表。如，杨茂盛等的“试论宗族部族汗国东突厥”(《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薛宗正“后突厥两厢可汗始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车鼻施的崛兴》(《西北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贾丛江“回鹘西迁诸事考”(《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华涛“葛逻禄部西迁研究”(《中亚学刊》第6辑)， 蔡家艺“沙陀历史杂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等文，都对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

与中亚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相比，对当代中亚民族史的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哈萨克族族源问题的探讨多有争议。钱伯泉“哈萨克族族源新探”(《民族研究》2001年第5期)，对两千年前之西域乌孙部即今之哈萨克族先祖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哈萨克族主要部落乌孙乃10—12世纪游牧于蒙古高原的兀孙，该部多数人后随术赤和拔都迁居金帐汗国;哈萨克族的族源可溯及汉之奄蔡，南北朝之曷截及其后裔——唐朝的可萨突厥。另外，米那瓦尔“再论撒拉族的族源与形成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就青海循化撒拉族的形成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

中原王朝与西北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中亚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重点。以往这方面的研究则重从行政建置和制度进行探讨，而对于具体交往中的使者来往，交往礼仪等内容涉及较少。李大龙《唐朝和边疆民族使者往来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310千字，2+5+11+400页)一书，即通过阐述往来于唐朝和边疆民族政权之间使者的选派、种类、接待礼仪、职能及其在民族关系、边疆管理和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反映了唐朝与漠北、西域诸族及其它边疆民族政权的关系。李鸿宾《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则在探讨唐朝朔方军兴衰的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

近来，学者们在探讨西域、漠北诸族间的关系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发表不少文章。如，钱伯泉“西域龟兹国人与羌族的关系”(《甘肃民族研究》2001年第1期)，杨清风“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西藏研究》2001年3，4期)，杨铭“《大事记年》所载吐蕃与突厥关系考”(《中亚学刊》第5辑)，薛宗正“吐蕃、回鹘、葛逻禄的多边关系考述”(《西域研究》2001年第3期)和王三北“蒙元时期蒙畏民族关系发展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都从不同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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