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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即将过去，留下了鲜明的轨迹。21世纪即将到来，正准备迈开雄健的步伐。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它经历了崎岖曲折的路程，也取得了伟大丰硕的成绩。这100年内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前半个世纪已有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钱穆，以及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杰出的历史学家，100年出不了几位。司马迁死后140多年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50多年产生了荀悦，又过了近40年，产生了陈寿。至于裴松之、袁宏、常璩、范晔、沈约更晚于陈寿一二百年。11世纪产生了欧阳修、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恕、刘攽、范祖禹。12世纪产生了郑樵、李焘。18世纪，历史学极盛，产生了全祖望、王鸣盛、赵翼、钱大昕、章学诚、崔述。20世纪的历史学家更是群星灿烂，代表作更多，成就更加突出。最重要的是：在20世纪前期，历史观、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飞跃，传统史学完成了向近代史学的跨进，著述体例也有了根本的变化。20世纪后期，中国历史学建立了完整的学科体系，包括史学理论和史学史、考古学、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等等。历史学科的各个部门中都涌现出许多专家，无论通史、断代史、地区国别史、各种专史都产生了一大批有价值的专著。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特点和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六点：

第一，进化史观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显著标志。自从19世纪末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中国，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均奉之为圭臬。在此以前的中国传统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中国的道统。越到后代，大道衰微，历史越益退化。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认为：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一》，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0页。)。这一历史观的转变，从今文学派和康有为已经开始，他们的历史观已有进化史观的因素。梁启超受到西方历史学的影响，受到时代的刺激，更加鲜明地提出历史是前进的运动。同时的章太炎则认为：历史要“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梁启超和章太炎在许多观点上存在分歧，但都认同于“人群和社会的进化”。后来，顾颉刚说：“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历史的观念。”(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随着当时政治上的大变革，梁启超提出“史学革命”的主张。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注：梁启超：《新史学》。)在此以后的历史学家，包括王国维、陈垣、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以及更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无不信从近代进化史观，以此作为研究历史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