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从事盐业生产及销售的沿海民众形成有影响的群体，因而在当时的社会中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其中勇武英杰之士，不乏其人。据《金史》卷七九《徐文传》记载，莱州掖县人徐文“少时贩盐为业，往来濒海数州，刚勇尚气，……宋季盗起，募战士，为密州板桥左十将”，可见宋朝募兵常以盐民为对象。这也多少反映了山东盐民群体的构成情况。
北宋王朝根据各地的盐产量及运销条件，给各个产盐区划分出一定的销售范围。最初，山东沿海出产的食盐大部分在半岛区域内鬻卖，只有滨州盐运销于河北等地，而山东西部地区则食用河东之盐。由于山东沿海盐场不断扩充生产规模，盐产量逐年增多，所以山东海盐的行销范围也在逐步扩大。天禧年间，常希古上奏，要求“登、莱等州末盐，望许过胶河商贩”，“诏许于淄、潍、青、兖、沂、密州、淮阳军行商”②，但未形成定制。到庆历时期，“兖、郓皆以壤地相接，罢食池盐，得通海盐”③，山东东部沿海地区出产的食盐销售才最终覆盖到了山东西部。这说明，山东的海盐产业能力持续提高。
自宋仁宗之后，官方不断放宽食盐运卖限制，改用加强盐税的办法来控制盐利。据《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之一二记载，京东东路徐、青、密、沂、登、莱、潍、淄诸州及淮阳军的盐税租额原为132544余贯，元丰年间实收188630余贯;京东西路兖、郓、齐诸州的盐税租额原为47559余贯，元丰年间实收75261余贯。两路盐税总收入为263891余贯。这部分税收基本上都来自于山东海盐的商销利润。
盐业“通商”活跃了流通领域，使得原产于海滨的食盐有效地运销于内陆消费区，保证了内陆居民的生活需求，这种商业活动的增多还起到了平抑盐价甚至降低盐价的作用，如《宋会要辑稿》食货二四之二三曾记载，元丰四年(1081年)，“京东路转运司言，商贩青州高家港盐到齐州等处减价赊卖，至本司卖河北盐不行”，可见，“通商”已把“官鬻”挤到了十分尴尬的地步。为此，官方不得不动用行政权力，限制通商的规模，上书又载：官方“酌中立数，每岁认卖高家港盐二万席运至齐州界”。总之，北宋时期山东盐业生产和销售均保持了良好状态，在当时的沿海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金朝取代北宋之后，继续加大对山东沿海制盐业的投入，在山东海滨地带增设盐场，并成立专门机构来负责盐业生产和食盐管理。
金朝设置的盐业管理机构为盐使司。金人最初在山东北部沿海设有益都、滨州两盐司，大定十三年(1173年)并为山东盐司;山东东部及南部沿海设有莒盐司。由于金朝与南宋以淮河为界，故而金人将淮北盐场划归莒盐司管辖。明昌以后，莒盐司并于山东盐司，山东盐司成为当时金朝七大盐司中最庞大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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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庶：《伐檀集》卷上《皇祐五年三月乙巳，齐大风，海水暴上，寿光、千乘两县民数百家被其灾，而死者几半;丞相平阳公以同年李君子仪往赈之，以诗见寄，因而和酬》，嘉靖元年乔氏订补本。
②《宋会要辑稿》食货二三之三一，民国北平图书馆影印本。
③《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三下》，中华书局1977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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