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上海碑刻资料选辑》

上海博物馆编选，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

上海，濒东海，居长江口，扼水陆交通要冲。南宋咸淳年间设镇，元至元时设县，明清时期，上海、嘉定等县隶属松江府。自明万历至鸦片战争前夕，随着江南商品经济和海上交通的发展，逐渐成为东南沿海的商业城市。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上海则成了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的缩影。解放后，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在上海市区暨嘉定、松江等郊县，发现许多宋元以来遗存碑刻，特加整理、选录、编辑出版。该《选辑》共收录碑文二百四十五份，分编为“沿革和名胜古迹”、“社会经济”、“会馆公所”、“社会治安”、“学校”及“其它”六类，其中反映明清时期上海地区赋役制度、水利、手工业、商业及航运业的碑文，占了最多篇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明朝嘉靖、万历年间，政府推行一条鞭法，内容之一是民间税粮改折银两征收，此举在当时有何种意义，本《选辑》第六四、六五号碑文向我们提供了翔实生动的材料。嘉定地区原有漕粮之征，但“地不产米，止宜木棉，民必以花成布，以布贸银，以银籴米，方可□展艰难。民不堪命，遂至十室九空，竟成蒿莱满目，必须改折漕粮，乃可挽回流窜。”后来奉旨改折银两征收，“万姓欢呼，如去汤火”，“向者逃亡之室，父子相保，荒茅乱菼之区，鸡犬相闻。”这是张居正改革能够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有力佐证。

清朝政府比较重视兴修水利，吴淞江是重点工程之一。“吴淞江为众流入海之要津，实东南水利之关键”，若年久失修“潮沙渐湮，溪港无源。农田失利， 潦为害。漕艘商舶，改经黄浦，风涛震惊。”[⑨]雍正、嘉庆、道光年间，多次进行大规模挑浚，有关碑碣详细刻载了工程时限、规模、丁夫“计方受直”的工价等，是研究江南水利史的珍贵资料。明清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特别是康熙年间开海禁以后，上海沙船业有较快的发展，大小船只使用许多舵水工人“悉系雇用贫民”，码头上搬运货物的扛夫、箩夫，也是商号“随便雇用”，工价都有详定数目，明显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清政府指派封建牙行(又称“税牙”)对沙船商人进行严密控制和百般索诈。船入港要“择牙报税”，出港要“具舱单请验给牌”[⑩]，“税牙阳奉阴违，留难掯报，致使舡不得验，货物发霉，商人坐困。”[11]在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钳制下，上海沙船业得不到正常发展。由于船型落后、设备陈旧，后来无力与外国先进的轮船相竞争，结果日趋衰落，直至夭折。

这本选辑还收录了有关会馆、公所的碑文一百十七份，细心研读这些资料，可以发现一些与北京不同的情况：上海商人会馆出现的略晚，最早的一处建于清顺治年间。数量亦少，鸦片战争前共建立了二十六所。性质较单纯，几乎都限于祀神、义举方面，绝少直接干预经营活动。如顺治年间出现的“关山东公所”，就是关东、山东两帮商人的葬埋公地。“上海商贾汇集，凡贸易于斯者，类有此举”[12]，“会馆者，所以祀神明，以联桑梓也”[13]，就是当时情况的写真。迨上海开埠后，情况发生巨大变化，会馆、公所的建立出现高潮，前后共有六十余处，其作用也在嬗替演变。以光绪年间建立的水木工业公所为例，除“给医药，施棺榇”外，还“订同业之规划”、“和解其争讼”，面对外强入侵的严重局面，公所极力鼓吹自强自立之精神：“团体者，自强之妙用也。……然而慈善事宜者，团体之余绪，非团体之精神命脉也。精神何在?在悍御外侮，而爱护其同类;命脉何在?杜联合心志，而切劘其智识材能。”[14]这则稀见史料，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民族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的矛盾。在此期间，还有不少会馆直接演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同业公所，它们在近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趋重要。

三、《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