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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以半个世纪的东西对峙为特征的冷战走向结束。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旗帜骤然飘落，柏林墙轰然倒塌的时刻，全世界为之惊愕，即使那些一向以“准确预见国际关系发展的模式与轨迹”为己任的国际关系理论专家们，也不曾预料全球范围的冷战会在这个时刻以这种方式锁定在历史的时间坐标上。于是，即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遭遇质疑。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史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使冷战史研究成为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一批国际学术机构相继成立：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哈佛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史研究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它们出版学术刊物，设立网站，组织高水平学术研讨会，搜集、整理、公布档案资料，资助学者研究，在冷战史研究的热潮中推波助澜。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互联网上，有关“coldwar”的条目达700万之多。中国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冷战史的研究和讨论，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部分高质量作品已经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互联网上的“冷战史”条目也多达28000余。他们在冷战史研究中、尤其在与中国有关问题的研究中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其理论的更新，视角的转换，思路的拓展，方法的改变，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检视中国的冷战史研究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利用多边档案　与以往一般中外关系史研究以及冷战史“旧研究”资料来源上的严重单边性不同，后冷战时期的冷战史研究越来越多地使用多边档案与研究资料，而正是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档案开放，中国也陆续公布和发表了一系列新资料和相关回忆录，使这种特征的形成成为可能。学者综合利用多国档案研究一个专题，对一些重要历史问题作出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解释。以朝鲜战争为例，美国、俄罗斯、中国及韩国已经披露和发表了大量有关这个专题的档案，从而使朝鲜战争研究不断有新成果问世，成为冷战史研究中最深入的一个课题。对中外档案的勘比、鉴别，无疑有利于澄清一些历史悬案。例如关于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有两份内容相左的档案。1987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一份是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电报中明确表示，中国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决定派出志愿军入朝作战，并且说明了出兵朝鲜的部队数量、出动日期和初步作战方案。这份文件为史学界广泛引用，并成为判断中国当时表示同意出兵意见的铁证。而俄罗斯档案馆公布的同一天的电报则表明，毛泽东列举数条理由说明中国暂时不能派出军队参与朝鲜战争，从而拒绝了斯大林的要求。中俄双方公布的档案除了日期相同外，内容大相径庭。这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场不算小的争议，也是1996年在香港举行的“冷战在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热门话题。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一后，抑或是一真一假，兹事甚大。冷战史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沈志华先生经过细腻的考辨分析后认为，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未发出去的电报，之所以没有发出去是因为中国决策层意见分歧，而俄罗斯保存的则是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沈志华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中国出兵朝鲜这一重大事件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中苏关系的微妙之处，同时也以令人信服的论证回应了国际学术界的争论。由此可见，考察双边关系需利用双边档案，研究国际综合事件需利用多国档案，这是冷战史研究走向深入的必要条件。

多边交流对话

冷战历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牵涉多国多方，一些历史事件当事人、亲历者仍健在，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可以弥补档案记载之不足甚或修正文本史料之谬误。因此，多边交流对话就成为冷战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征。